末日之钟
生产方式的变革
人类生产财富的方式决定大国的能力和观念。新的生产方式让国际关系里的“能力”和“观念”都发生了变化。换言之，硬的战争、结盟、贸易和软的意识形态都发生重大变化。
全人类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空前的代价刺激了技术进步，催生了新的生产方式。
首先，“绝对武器”——核武器，特别是“第二次核打击”能力，深刻地改变了战争和结盟。以往的武器能决定战争胜负。拥有了“绝对武器”，大国间战争的升级必须停在双方能接受之处，否则意味着共同毁灭。没有了输赢，战争就丧失了目的和意义。若核大国能展示坚定、可信的使用核武器的意志，就能排除大国关系里用战争摧毁对方的选项。日本没有核武器，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但日本可能选择拥有核武器，而且日本选择核武器并不会使战争更容易发生。尽管冲突不断，中日关系的选项里已经不可能包括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大国选择拥有核武器，两国爆发大规模战争也变得不可能了，中国与南亚各国的战争也不可能了。这里的人口之和是30亿，全世界总共才70亿。欲在这里的大国战争中分出胜负无异于毁灭人类。世界上许多国家拥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除非安全陷入绝望，他们不会选择拥有核武器。可靠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极为昂贵。既然大国间的战争变得不可能，“结盟”就渐失传统的“安全”含义，变成经济政治联盟。“非传统安全”概念已经崛起，其庞杂的内涵里几乎不包括战争，虽然“非传统安全”还带着“安全”的余韵。
其次，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在二战结束时，美国的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靠知识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就此降临。如同第一产业让位于第二产业一样，第二产业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让位于以“设计研发”为核心的第三产业——生产无形产品的产业。创造无形产品带来巨大财富，正在成为人类获取财富的主要方式。而今，第三产业占所有发达国家GDP的70%以上。无论拥有庞大制造业的美国、德国，还是靠出口原料生存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无一例外。中国的第三产业占GDP比例迄今尚未过半。在第三产业时代，专业制造有形产品的国家和地区会陷入相对贫困。这就迫使落后的大国积极向知识经济的新方向转型，至少要升级到高附加值的制造业。
新的生产方式改变了国际贸易和意识形态。第三产业促使国际贸易发生重大变化。虽然纯粹的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增加缓慢，目前在20%左右，但知识附加值在硬件产品中已经占据绝对优势。美国苹果公司专门从事设计研发，是世界上最值钱的公司。中国制造和出口了苹果公司的全部产品，但90%以上的利润属于苹果公司。第三产业时代贸易的变化带来了下述三大结果。
其一，制造有形与无形产品的分工使世界紧密地联在一起。而今，几乎每个产品都由各国共同制造。“相对实力”依然重要，服务业时代的产业分工却导致国家间“相互依存”度上升。“云计算”、“大数据”非常重要，但数据处理极为耗能，导致环境污染，需“外包”给欠发达国家。“相互依存”有固化分工、固化贫富强弱之嫌，但地球南北的“共赢”而非“零和”已经成为双方都不得不接受的观念。
其二，对原料和能源的争夺将逐渐变成欠发达国家间的事。对靠知识创新来获取财富的国家而言，原料和能源的重要性稳步下降。大国依旧在意硬的“地缘政治”，但越来越在意软政治，如币缘政治(本币的国际流通范围和数量)、环境政治、知识产权政治、品牌政治、国际形象政治。事实上，美国对拉美、西亚的兴趣明显减弱，而且已把北非事务的主导权让给了欧洲。换言之，大国“支配”或“干预”欠发达国家内政的诱惑力相对减弱。欠发达国家还处于向制造业迈进的阶段，其内部矛盾的增长会渐超南北矛盾，重塑观念互动的格局。
其三，区域经济整合成为国际贸易的大趋势。区域整合能构建经济全球化的缓冲带。第二次世界大战塑造了人口过亿的“超级大国”，中等国家主导世界越来越不可能。中国在三十余年后可能崛起为“经济规模”上的特等超级大国，并超越美欧经济体量之和。因此，欧洲走向统一，其他小国也以地理为依据组成形形色色的经贸共同体。“骡马大会”式的WTO走向没落，集团间讨价还价的态势逐渐形成。跨大西洋经济同盟、跨太平洋经济同盟，都成了热门话题。从此，原本为国家生存安全的结盟变成了经济、政治势力的“联盟”。这是大国“相对实力”面临的新挑战。美国若依赖军事力量“回到亚洲”，搞“再平衡”，注定是“瞎折腾”。21世纪不是19～20世纪，几艘美国航空母舰在此游荡只能刺激中国增加些军费。
第三产业也促使塑造利益的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变化。农业陷入相对没落，关于农民驱动历史的思想走向衰落，制造业也走向没落，19世纪产生的以阶级划分驱动历史的意识形态体系也“寿终正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