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连温卿文稿的曲折命运反映了台湾与琉球之间的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则更显著地体现在琉球重要史料《历代宝案》的复原上。《历代宝案》是琉球王国在明清两代所秘密编纂的朝贡记录，保存了琉球乃至中国的大量史料。这部史料蕴含着多重的认同象征，在“朝贡体系”时代，这种认同意味着对于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秩序的认可;在琉球亡国之后，这种认同则又显著体现为琉球民族的主体追求。不幸的是，《历代宝案》在美军进攻琉球之际毁于战火，成为无辜的琉球人民为日本侵略战争承担下来的无谓后果之一。因此，复原《历代宝案》的工作在战后成为了重大课题。《历代宝案》在各地流传了各种抄本。其中，近乎完整的抄本，奇迹似地保存在台湾大学图书馆。因此台大图书馆所收藏的这部抄本，成为了复原琉球史料的重要基础。
在连温卿文稿的场合里，琉球保存了台湾隐蔽的左翼记忆;在《历代宝案》的状况中，台湾则为琉球保存了焚毁的民族历史。若非日本对琉球与台湾所进行的殖民统治，琉球与台湾互相保存“时间”的状况，未必能够发生。但也正是殖民统治的存在，才为琉球与台湾人民带来了难以弥补的灾难和历史的创伤;直到现在，都未能愈合。
“双战结构”下的琉球选择
二战结束之后，朝鲜独立，台湾回归祖国，琉球却在美国支配之下迟迟未能获得真正的独立。曾经是前近代“万国津梁”的琉球，在脱离日本支配之际迅速沦落为美军的“不沉航母”。在国际冷战与国共内战的 “双战结构”(陈映真语)迅速成立的条件下，琉球的战前民族解放运动和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纽带开始瓦解。在这种条件下，无论是琉球独立、冲绳“复归日本”、还是琉球回归中国，都成为无法轻易判断好坏的选择。
琉球人喜友名嗣正(蔡璋)及其“琉球革命同志会”的行动就是最好的例子。该团体曾在战后的1948年向中国全国各省市参议会发出通电，提出“早日达成归还祖国之最后目标”，并在国共内战日趋激烈之际表现出完全的反共立场。喜友名及其同志会的日后实践显示：反共以及反日(表现为“反复归”)是其政治上的底线。为了反共，追求民族解放的喜友名及其组织不但反对起民族解放运动(比方反对外蒙加入联合国、抵制万隆“亚非学生会议”)，还以琉球代表的姿态加入1954年成立的“亚洲人民反共联盟”。讽刺的是，当“亚盟”会议在1962年的日本召开之时，琉球代表竟成为不被邀请与承认的对象。这些现象都说明了：当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主义相分离，并同冷战内战“双战结构”结合在一起，其历史命运便只能走向畸形。
喜友名及其组织的行动之所以能够存在，也与当时台湾当局的政治姿态有关。50至60年代的台湾当局，在美国的扶植以及联合国席位的加持之下，以“中国政府”的身份不断对琉球主权进行干涉，颇有扶助弱小民族的味道。但其一系列看法也有底线：反共、反对琉球“复归日本”，但不反对美国占领托管。台湾当局的这种姿态为喜友名及其组织创造了活动空间，在琉球群岛之外形成一股奇特的“境外势力”。但因他们把美国作为不可反对的对象，也就难以反对美国对琉球主权的出卖了。
冲绳美军基地GOOGLE EARTH卫星图
具有“回归中国”倾向的喜友名路线并非琉球民族解放运动之主流。所以如此，恐怕与其反共亲美从而无法彻底伸张民族解放运动的矛盾处境有关。对于战后的琉球人民而言，现实的选项是脱离美国支配、远离战争威胁。在这个意义上，琉球在美国托管下的形式独立没有意义，与此同时，日本本土因为安保斗争而掀起的民主主义运动却成为琉球可能寄托的对象。因此，“复归”一个有非战宪法的、反战的、民主主义的、人民主权的、日琉人民共同创造的“应该要有的日本”，也成为琉球人民实现自主的可能选项之一。前面提到的比嘉春潮正是一个反战复归派。不管这个选项在此后的实践中遭遇怎样残酷的检验或挫败，在“复归”中取得“自决”的这种政治思考，正不断提示着那个时代的激进政治所提供的可能性，以及这种可能性为“复归”和“自决”之间的辩证关系所打开的空间。
在美军基地持续盘踞琉球群岛的当下，复归日本后的琉球(冲绳)并未获得重生。如果此时此刻我们开始“再议”琉球的前途，如何重访当年在“复归”和“自决”的复杂思考中所留下的思想遗产，如何正视琉球“回归中国论”所曾经有过的“反共亲美”履历，恐怕将是我们中国人民同琉球人民对话之时不可忽略的历史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