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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士杰:思考琉球命运的历史资源

如果此时此刻我们开始"再议"琉球的前途,如何重访当年在"复归"和"自决"的复杂思考中所留下的思想遗产,如何正视琉球"回归中国论"所曾经有过的"反共亲美"履历,恐怕将是我们中国人民同琉球人民对话之时不可忽略的历史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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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春夏之交的东亚海域,因为两个“琉球”事件而显得沸沸扬扬。

  一是台湾“广大兴28号渔船”遭菲律宾海上武装扫射以致渔民身亡的事件。遭遇攻击的渔民和船只,来自台湾省屏东县琉球乡。琉球乡是台湾岛的附属岛屿,地居台湾海峡,台湾人俗称“小琉球”。该岛物资贫乏、渔业较盛,早年曾是国民党当局在绿岛集中营之外另一个流放左翼政治犯的强制劳动地。

  另一事件则是国内学术界针对钓鱼岛归属问题而顺道抛出的“琉球再议论”。对于日本而言,过去的琉球,就是今日的冲绳县;但对海峡两岸来说,现在的冲绳,却是与前近代中国关系密切的琉球王国、“大琉球”(这是今日已然消失的俗称)。虽然“琉球再议论”不过是在常识的意义上指出“琉球”惨遭日本帝国主义并吞而失去主权的历史,却引起了日本当局的强烈抗议。此时的抗议无疑体现了日本当局对冲绳主权的不自信─尤其在冲绳独立声浪始终未绝的状况下。

  东亚岛链的内在历史联系及转型

  “琉球”、“大琉球”,以及“小琉球”之类的名称,其实是东亚岛链某些历史记忆的残留表征。正如古籍记载的 “流求”既可能指今天的冲绳,也可能指称台湾岛一样─从“流求/琉球”衍生出来的一系列岛屿名称,体现出岛链上的某些岛屿曾经拥有一些历史上的共通点。不过,这种共通点更多地反映出历史上的汉民族对于东亚海域的认识及认识的演进,不等于这些岛屿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对于“流求/琉球”所能指涉的这些岛屿而言,渔猎求生、海上漂流、朝贡贸易、离散社群、异族群间的交涉─总而言之牵涉人类具体生活的种种问题─才是这些岛屿在历史上逐渐产生自发联系的主要动力。

  19世纪以来的东亚和世界局势彻底改变了这种区域内自发联系,但变局的产生不全然是“冲击-反应”说所突出的西力东渐问题,而且还包括了东亚内部的自发调整,比如中国拉长了藩部和藩属国的朝贡周期(如从“两年一贡”改为“4年一贡”)、强化中央对地方(特别是口岸)的财政控制,如此等等。日本历史学家滨下武志正是在这个近乎“中国中心论”的意义上重新解释了鸦片战争的起因:“清朝政府遂派林则徐南下,试图破坏华南商人和西洋商人的结合。所以鸦片战争表面上是西洋与东洋关系冲突的问题,但实质上是中央与地方发生冲突的问题。”

  但是,对于“流求/琉球”所能指涉的这些岛屿而言,东亚更重要的内部调整则同时发生在“中国朝贡圈”与“日本朝贡圈”之间的力量消长,以及“朝贡体系”和“条约体系”之间的对抗和转化。最具指标性的事件自然是19世纪70年代发生在台湾岛内的“牡丹社事件”。1871年,一群琉球民众因台风飘至台湾岛,却因与排湾族原住民发生误会而遭杀害。就原住民的背景来说,清代“朝贡体系”意义上的“教化”和“化外”起着族群分类的作用,因此原住民也分为化内的“熟番”与化外的“生番”,排湾族原住民也不能逃脱这样的分类。就琉球的背景而言,虽然琉球王国在名义上始终只是中国之藩属,实则“一事二主”,同时向日本(萨摩藩)与中国朝贡。但在日本加速对琉球支配、乃至单方面废止琉球王国的形势下,1871年的事件终于在两三年后成为日方出兵台湾、讨伐“生番”的借口。

  • 责任编辑: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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