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到国外读书、买房子、生孩子、金屋藏娇和存钱，时间一长也就成了美国人或德国人。在这样一个自由迁徙在国内尚未实现、但在国际间早已成为现实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农村的孩子还不能在城市高考、但中国的孩子可以随时随地在加拿大或英国的中小学插班就读，并且经常享受免费校车接送和免费午餐的时代，我们必须学会适应把肤色与文化身份、尤其是国家身份区别开来的现实，学会不再把民族骄傲自欺欺人地寄托在一些在文化名人或者体育明星身上。
我们曾经为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奖获得者一厢情愿地骄傲了那么多年，似乎比美国人还骄傲。我们显然认定，只要两位先生褪不去“黑头发、黄皮肤”，他们走到哪里都只能是中国人。而事实正好是，他们是在美国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下作为美国人而获奖的。美利坚民族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在肤色上各有种属、但被文化观念和政治忠诚统合在一起的共同体。杨振宁要是中国人，奥巴马就是肯尼亚人！
如果两位先生一直在国内读书和做研究，他们还会得诺奖吗？这样的追问才是我们面对他们得奖事实的更有建设性的方式。遗憾的是，由于我们相信华人在哪里取得的成就都相当于中国的成就，都证明了中国人的伟大，这种惊人之美式的骄傲，有效地阻止了我们对自身体制的回望、审视与反省。
杨先生在美国也是名人。但美国政府不会因为你是名人，因为你为星条旗添过光彩，就用公款为你配备豪华大奔和专职司机，它无权慷纳税人之慨。加州大学石溪分校在他退休时就收回了他的办公室。这就是美国。你可以为成为它的公民而骄傲，可以为服务于它而骄傲，你的光荣属于美国，而不是反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