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那些牵扯整个经济结构，需要在长久的时间内展现出逻辑的复杂改革相比，公车改革的“性价比”显而易见。改革的整盘棋当中，它肯定是最容易动、最应该动的一颗棋子。
即便是进行的较为平稳的货币化改革，也纠缠在确定标准的争议中。曾有专家论及温州车改，认为“一个正处级干部每月车补3100元，但是温州的退休人员平均工资每月大约是2200元”，这如同将腐败合理化了。这个质疑也可从一个角度解释，为何同样走货币改革的北京车改式微以及为何广州最后弃用“天河模式”。
此外，公车租赁模式因为牵扯到了政府采购的乱象以及选择租赁公司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权力寻租问题，也难免备受挑剔。而所谓GPS定位等严格管理的路数，也因为自己监督自己的模式和温和的惩罚措施而遭到诸多舆论白眼。而且严格说来，监控只能算改革的技术手段之一，远不足以支撑改革的设计。
纵观这几种改革试点，理论上可行性明显，也都符合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之所以但有改革就有质疑，总结起来不外两点：一是改革者本身是改革对象，恰如地方政府左右手博弈。公众有理由认为，改革即使不出现停滞或倒错，被改革切掉的利益也可能以其他方式回输。二是在“塔西陀效应”之下，地方政府难以以公信担保改革能以理想化的方式操作，权力的溢出效应很容易给改革本身带来无数寻租风险、各种变形可能。
有评论者一言以蔽之，“这就像人没法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公车改革要动真
不过说到底，今天的改革其实就是“自己改自己”。若论改革的单纯性，车改反而算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因此，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之后，公车改革和延迟退休、放开单独二胎一样，立刻开始了破冰之行。
11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几乎上了全国所有纸媒的头版，获得所有门户网站的热闻推荐。条例中第五章“公务用车”尤为引人注意。若之前杭州、温州的车改已经可称“史上最严”，那么这次的中央统筹则明显是要把这种“最严”推向全国：
“改革公务用车实物配给方式”；
“取消的一般公务用车，采取公开招标、拍卖等方式公开处置”；
“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不得以车改补贴的名义变相发放福利”……
就中央层面的公车改革而言，这是前所未见的力度。更确切地说，不仅是力度的差别，甚至是性质的改变——从“规范”变成了“取消”，从解决问题变成了消灭问题，从扬汤止沸变成了釜底抽薪。无怪乎十年来一直推动车改的全国人大代表叶青看到条例后在微博发出一声长叹“公车终于改革了！”
放在今天改革的“大气候”中看，车改势必在三中全会后先行一步。在改革深水区里，单向度的、能够立见成效的改革其实已经不多，公车改革算是其中之一。与那些牵扯整个经济结构，需要在长久的时间内展现出逻辑的复杂改革相比，公车改革的“性价比”显而易见。其目的单纯、对象确定、抓手明显、模式现成，效果能够立竿见影，在维护政府公信和赢得改革支持方面具有事半功倍的作用。改革的整盘棋当中，它肯定是最容易动、最应该动的一颗棋子。
另外，“八项规定”和“严打四风”已经展现了一股由上至下的大力道，这给车改做了很多铺垫，使这次中央统筹的改革有了更多胜算。此次改革不但给破除利益格局增加了巨大的推力，也弥补了地方政府公信不足的问题，更带了一种从上而下的监督力量和上行下效的示范效应。从中国政治治理的经验看，从上而下的监督最为有效，而上行下效的示范则是比制度更刚性的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