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尽管实行土地公有制，但近些年却持续出现因土地炒作而产生的暴富现象。深入探究起来，这种现象总与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垄断有关，也与官商勾结脱不了干系。
新一届中央全会决定显著提升了决策层的思想解放程度。将市场的作用提到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高度，表明决策层将高达程度低简政放权，增加市场的自由度；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表明农民将得到与土地有关的多种权利，土地将实质上成为农民的财产；城乡建设用地市场的统一，表明国家将打破土地市场的政府垄断，围绕土地而形成的僵化凝固的利益网络将有重大调整。
思想解放初现澄清是非、拨乱反正的作用。对于农民拥有土地财产权，人们常常表示忧虑，其实大可不必。例如，人们常说的土地产权所导致的土地占有的两极分化，就有一些误解的成分在里面。据史学家的研究，中国古代在土地占有方面的两极分化情形的确存在，但也不是绝对现象。从土地改革历史文献看，民国政府时期的土地分配有的地区两极分化明显，有的则不然。但凡两极分化严重的地区，总是发生了严重的官场腐朽问题，官员强取豪夺，用权力将别人的土地夺到手。有些情况下则是因为政府对私有权不能有效保护，老百姓不得不将自己的土地“献给”豪门望族，自己求的耕种土地、养家糊口的安稳。所以，土地占有的两极分化恰恰是对私有产权保护不力造成的。
思想解放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社会平等。财富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技术知识、资本以及企业家才能。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发达国家，土地要素回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就10%左右，其余国民收入主要靠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取得。资本收益因市场竞争产生平均化趋势，而人力资本所获收益一也因教育机会的公平，有了相对的平等。惟有企业家才能是社会的稀缺资源，才使得极少数商界巨子获得海量财富，这种不因土地占有而产生的收入差距，也是一个社会保持活力的必要条件。与人们对所有权改革的担忧完全相反的例证屡见不鲜。中国尽管实行土地公有制，但近些年却持续出现因土地炒作而产生的暴富现象。深入探究起来，这种现象总与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垄断有关，也与官商勾结脱不了干系。
思想解放所倡导的制度，有利于社会稳定。从近年中国维护社会稳定的实践看，土地制度弊端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最突出的因素。一些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无不与土地制度的弊端有关。土地所有权制度不改，国无宁日。
思想解放也会为今后更长远的改革部署创造基础。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曾经提出了政治体制的改革的设想，他希望在更大发展的基础上建立更完善的民主政治。从理论上说，自由先于民主，适当的私人财产权的积累以及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没有稳固的私人财产制度，贸然地全面推进民主政治是十分危险的事情。用较长的时间建立合理的所有权制度，是未来推进民主政治的必要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