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往的经验证明，市场经济不是想发展就能发展。市场需要主体，而主体的规定性特征是产权关系。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文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启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这次思想解放摒弃了“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理念，解决了和平时期党和政府该干什么的问题。严格地说，这次思想解放只是中共告别了基于教条主义的政治癫狂，开始回归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这是态度的转变，而不是知识的更新。
第一次思想解放虽然没有真正的知识更新，但现实经济发展已经提供了可资总结的重要经验。经济机器一旦启动，高层经济官员实际上已经不可能维持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地方有了经济决策的空间，特别是农民的市场活动事实上已经无法禁止。高层决策者不得不接受现实，但在“理论上”把市场仅仅看做一种“补充”。显然，基于这种认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要转变为面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基本没有可能性，所以，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经济总格局很不稳定，并导致了政治麻烦。新一轮思想解放因此显得十分迫切。
第二次思想解放发生在1992年及随后一个时期。这次思想解放有了真正的知识更新。由邓小平率先打破僵局，提出了一套新的理念，其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层政治家体会到，政府不是万能的；即使政府想一心一意发展经济，它也不可能“一手遮天”，把经济活动安排妥帖。于是，要搞市场经济，让市场在经济活动中发挥基础性作用。邓小平提出，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的确是对旧知识体系的一个巨大冲击。在教条主义者看来，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同义语，抛弃了计划经济制度，就等于放弃了社会主义。邓小平让全党打破了这种思维，的确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为今后进一步解放思想开辟了空间。
这一轮思想解放进一步解放了中国的生产力，使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界瞠目的辉煌成绩。除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较大经济波动外，中国经济总体上相当稳定；甚至在世界经济形势很不好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仍然表现得比较出色。曾经一个穷国，一个背负巨大历史遗产但却远离当代文明的落后国家，一跃而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让别人很不适应，也使我们自己有点找不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