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是一种市场行为，腐败是一种政治恶症，二者分存于不同的领域，但空间上的距离并不能阻隔它们之间的勾连与结合。
“用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既不讲节约，也不讲效率”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对于全民所有之下中国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资本管理失范的生动描述。观察发现，在能源、烟草等垄断行业侵蚀、瓜分国有资产等重大恶行案件频发的同时，各种盲目投资和胡乱撒钱的渎职性腐败行为也层出不穷，据国家审计署的公开报告，中化集团投资开发的6个海外油气田项目中有3个项目累计亏损1526.62万美元，其所属中化国际等3家企业在江苏太仓投资的5个项目累计亏损1700万美元；无独有偶，中石油曾动用近万人开展“海拉尔大会战”，但耗资15亿的结果却打了几百口空井，而三峡集团投入10.68亿元建设的两座抽水蓄能电站目前已暴露出巨大的损失风险。可惜的是，这种垄断行业较为严重的渎职性腐败还并没有引起决策层太多的注意。
值得警惕的是，在中国，由于权力资本的寻租冲动非常强烈，商业资本又具有与权力勾连与联姻的渴望，彼此间的吸引力很容易形成腐败的连体，而其最高形态就是垄断力量与行政审批力量的结合，而两股力量的紧紧缠绕在强化市场垄断格局的同时，也顺利完成了对垄断利润的瓜分。在主政铁道部期间，刘志军曾先后安排铁道部运输局原副局长苏顺虎给山西商人多次特批车皮计划，而丁书苗则通过倒卖车皮计划从事煤炭经营，短短5年时间中获利4.4亿元。上行下效。在执掌铁道部运输局车辆部期间，刘瑞扬通过货车零配件以及多种新设备招标与准入资质的审批，将铁路线上所有FIRD(电子标签)交由远望谷和哈威克两家公司提供，很多企业的产品即使价廉质优，也都无法得门而入。投桃报李。刘瑞扬从“合作者”身上也捞得盆满钵盈，检察机关仅在其办公室就搜出了近4000万元人民币的财物和八个房产证。显然，除了国有企业凭借特殊身份铸就垄断金身从而建筑起腐败高地外，私营资本也可以在各种权力资源的庇护之下登上垄断市场的显位，并为腐败的滋生源源不断地输送营养与血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