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与开放长久以来都是个需要思辨的问题
寻找独立与开放的张力
仍然有人相信司法的开放与独立可以同时达成。《21世纪经济报道》在梳理庭审直播史时，曾援引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高一飞的一项小范围调查。46名接受调查的法官中，41%的法官认为庭审直播会影响自己的独立思考，而接受调查的72名律师中，只有31%的律师认为庭审直播会使自己紧张。高一飞得出的结论是，庭审直播利大于弊，具有可行性。
独立与开放长久以来都是个需要思辨的问题。道理上说来，司法独立是现代化的“题眼”，不仅仅是社会正义的基础，亦是政治、经济领域现代化建制的保障，甚至还是公共理性、规则意识萌芽的土壤。对它的追求无疑是中国社会的方向，无限度地向它靠近也应成为一种价值悬设。只不过，追求司法独立不应变形为一种法制原教旨主义——严格屏蔽任何社会舆论和大众发言，将案件的审理、宣判过程密封在一个“专业”的空间里。实际上，彻底拒绝大众参与与完全被大众情绪绑架一样可怕。
包括微博直播庭审在内的一系列开放行为，是“大众参与”、“大众陪审”的一种表现。再独立的司法，说到底也是存在于一个广阔的伦理坐标中，恐怕也不能摆脱一种道德视角、常理视角。更何况，在舆论监督为大的中国社会中，重大案件被媒体、公众盯着的情况也已经不可避免。公开与开放不仅能自动澄清常常出现在舆论中的各种内幕论和阴谋论，重塑司法公信，同样是强化司法独立意义从而树立法制权威的方法。
担忧舆论牵制司法的观点，实际上隐含着两个预设。其一是“大众舆论是不可理喻的”，其二是“大众舆论和法制是对立的”。怀着这样的预设，恐怕无助于司法独立的确证，反而有损法制权威的树立——因为“权威”说到底就是一种大众共识、社会共识。司法如何在众声喧哗中保持实质和程序正义，公众如何在案件讨论中形成舆论理性，双方如何厘清各自的边界，这都需要在公开讨论中达成。可能在具体的某个案件中，舆论的声音会显得浮躁而非理性，但从长远看来，这仍是中国司法进程不得不面对的互动。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曾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称：“推进司法公开，是促进司法公正的有力举措。让当事人在审判过程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必须摒弃‘司法神秘主义’，全面落实司法公开原则。”这或许是个提醒：司法归司法的态度与“司法神秘主义”之间还有一段相当的距离，这个地带为司法“独立”与“公开”的同时达成留下了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