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可能会干扰法庭、庭审也并不是受所有观众欢迎。
开放的困惑
不过，只要有公开，就有“程度”之辩、“公正”之忧。
早期微博直播庭审的著名案例，是2012年初苹果公司与深圳唯冠公司争夺iPad商标权属一案。而运作最为成熟周密、引起全民关注的，则非薄熙来案莫属。如果说在前者的审理中，舆论分流还较为简单，不过是在“苹果”和“唯冠”之间站队并各述其理，那么对后者的公开讨论则清晰地展现了中国社会复杂的思想状态，以及价值碰撞、观点博弈的激烈程度。且不深究此类案件的政治底色，仅就司法层面而言，将庭审过程放在一个这样动荡的舆论场里，足以引起很多人对舆论影响司法独立的担忧。
早在电视直播庭审时，著名法学教授贺卫方就曾撰文指出，直播会干扰法庭、庭审也并不是受所有观众欢迎。中国诉讼法学奠基人陈光中教授也在其编著中提到，“公众传媒对法庭审判的报道，必须避免产生预先定罪或者形成情感性审判的效果”，“如果预期可能出现这种影响，可以限制或禁止无线电台和电视台播送审判情况”。
微博直播庭审形成热潮之后，与一些评论者“不要将薄案的公开作为特殊待遇”“有必要以薄案的审理为契机，将薄案公开审理的经验加以体系化”的呼吁相对，微博直播的“技术性问题”引起了法学专家注意。如，直播决定权到底应该掌握在谁手里？是否应交给了解情况的法官？再如，是否应该向待出庭的证人屏蔽直播以免产生心理定势？如要屏蔽，又该采取怎样的手段？在大众欢呼公开的同时，一些学者更忧心如何保证审判的独立公正。
舆论对司法的影响，在各个国家的司法实践中都是难以厘清的问题。在媒体监督一家独大甚至有“媒治”倾向的中国社会里，这种影响更是难以忽视。一个悖论由此产生，在目前的国情下，中国司法向公开公正迈进肯定要借助于媒体监督的力量，但舆论力量的过分参与又可能有牵制审判方向、影响司法独立的结果。围绕直播庭审而产生的争论和忧虑，可以看作是这种“纠结”的出口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