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正处于新型城镇化、工业化的重要时期，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将有增无减。
科斯认为：“独生子女政策不仅削弱了劳动力数量，还降低了劳动力质量，相关研究已经表明，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之后出生的中国儿童，其社会技能被迫变低；同时，还削弱了家庭结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该随着经济发展形势的改变而与时俱进，使其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更好地服务于经济与社会建设。
总的来看，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改变并不等同于放开生育，而应该在控制中国人口总数的基础之上，在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前提下，根据各地实际生育情况，分类、逐步实现“奖一、准二、控三”的生育政策。一方面，提高人口的文化素质，引导民众自发控制生育率。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可知，人口文化素质的提升能够为经济长期增长提供持续动力，人口文化素质与生育率呈负相关，研究表明，人口素质越高，价值观念更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实际，对生活水平和生活条件的要求较高，结婚年龄相对较晚，有利于控制人口出生数量。另一方面，加快经济发展，加速城镇化进程。印度代表团团长在1974年世界人口大会上表示：“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经济发展能够优化社会保障制度，改变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城镇化进程有助于提高妇女教育文化水平，增加妇女工作时间。
土地制度：土地确权基础上推动自由交易
当前，中国正处于新型城镇化、工业化的重要时期，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将有增无减。处理好中国土地制度问题，有助于新型城镇化的顺利推进，还能有效降低社会群体事件的发生概率。要深入剖析中国土地制度的缺陷，首先应该对现行土地制度做简要介绍，根据中国《宪法》、《土地管理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社会主义公有制，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土地所有权禁止转让，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国家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土地实行征用；根据用途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土地；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施保护。
总体上看，现行土地制度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释放了经济发展活力，提高了居民的人均生活水平。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发展中不断化解，针对中国目前的土地制度，科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只要双方可以自由议价，并达成交易，市场行为就可以发生，而中国的情况是政府宣称了对土地的所有权，在土地交易过程中，行政作用较为突出，这显然不是市场行为，由于政府参与土地交易，导致了大量的寻租行为，腐败严重，引致了大量失地农民的抵抗，这在中国已经被广泛报道”。
科斯为中国解决土地制度问题指明了方向，他认为：“要化解中国的土地制度问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允许各地大胆尝试，打造比较自由的土地交易市场，逐步赋予农民土地权益，允许农民进入土地市场，国家可以通过收税在土地交易中获取利益”。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可以在三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健全土地管理制度。国家应该成立专门机构，加强对土地利用、转让等的监管，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按照“产权清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的原则，严格规范土地制度。二是完善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土地流转原则，确保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和应得利益，健全土地流转市场，创新土地流转形式，不得私自改变土地使用性质，保证农民对土地占有、使用、流转等的权利。三是理顺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依法对土地实行征用，完善土地征收补偿机制，明确土地征收条款，确保对失地农民的生活补偿；建立土地征收听证制度，政府在征地之前，征求广大民众的意见，及时公布征地信息，提高征地过程的透明度，增加普通民众对征地的发言权和监督权。三是创新补偿机制。根据不同对象，不同区域实行不同类别、不同标准的失地补偿，重点在于提高失地农民的养老、医疗、失业、教育等方面的补偿标准，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