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1945年7月黄炎培先生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提出了著名的“兴亡周期律”。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按：原文如此，“率”应为“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神情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弥补。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斗转星移，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和大规模上访告状、不断发生群体性事件问题。
据媒体报道，2013年10月22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作了关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披露数据显示：2008年1月至今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51350件198781人，提起公诉167514人。人民法院判决有罪148931人，占已审结案件的99.9%。其中，立案侦查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368人，其中厅局级1029人、省部级以上32人；立案侦查贪污受贿100万元、挪用公款1000万元以上案件4834件。
原河北省委书记秘书李真在因违法违纪被执行死刑前，翻然悔悟，致信专案组提出了《反腐建议》，有关媒体予以公开报道。李真作为省领导秘书，联系面非常广，对腐败的情况自然有着更多了解，他在信中提到的情况不容忽视：“据我所了解的社会有关情况，腐败现象在个别地方和领域已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只是在程度上和性质上有所不同。应该看到，任何腐败现象都是在潜移默化中逐步加深的，可当前受到法律惩处的人数却是其中一个很小的比例，逃避法律制裁的腐败官员是其中绝大多数。”
另外，2010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各级人民法院群众信访105.5万人次。“2009年全国共发生了近9万起各类群体性事件”，“其中有较大影响的主要有海南省东方暴力袭警事件、江西省南康事件、湖北省石首事件、新疆自治区‘七五’事件、吉林省通钢事件等等。从类型和性质方面分析，因维权引发的事件仍占80%以上，社会泄愤事件和社会骚乱事件均有所增加”（参见于建嵘在《中国报道》（2010年第一期）发表的《群体性事件症结在于官民矛盾》一文）。
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巨大的政治勇气，他们没有回避现实，而是果敢面对。温家宝总理（2010年两会前夕）、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先后重提黄炎培所说的兴亡周期律问题，说明如何跳出兴亡周期律问题，已经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高层决策视野。出于对国家民族的热爱，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排除一己之私（本位主义），群策群力，力争在我们这一代解决好这道历史难题，不使之再遗害子孙。
二、问题分析
纵观中国历史，为什么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总是跳不出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兴亡周期律？深度分析后，我们发现它与历代帝王都是以“人治”之术打天下，又以人治之术治天下密切相关，本质上源于当政后的统治者摆脱了其他势力的威胁、制约，可以对其他所有阶级、阶层专政、专制、控制，而其他阶级、阶层却完全被动，无法对其有效实施反向监督、制约，结果人类的趋利本性和贪得无厌，最终将统治者引向自身腐败和对人民大众的巧取豪夺，结果自取灭亡，再次改朝换代。古人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这里体现无遗。具体来说：
打天下时，自己属于反政府势力，由于有强大的政治对立面存在，对自身的生存形成强大的威胁、压力和制约，为了打败对手，外部必须重视民意，争取民心，内部必须严肃纪律，防止腐化堕落，从而壮大力量，战胜敌人。这样持续下来，再利用原来统治者的腐败时弊，终而争得天下。
得天下之后，他们还是实行人治。人治具有人亡政息的特点，后代子孙和官僚当政时，国家一统天下，比较安定、安逸，没有可以威胁、制约自己的政治对立面存在，人民大众在其政治天平中的地位自然下降了（不用再争取民众，打击政治对手了），相反人民大众单纯的成为他们的被统治对象和利益摄取对象。
手握重兵，外部没有时时刻刻可以制约自己的势力；人民大众个体力量薄弱，只能单向地被统治、被压迫；统治者内部的监督机构就像老子管儿子，不是不愿监督惩处，就是同流合污。总之，没有势力可以有效地、实质性地监督、制约当政者。在这种条件下，当政官僚可以为所欲为，对其他阶级阶层的诉求可以毫无顾忌，人类趋利、贪婪的本性膨胀不已，最终把正当取利，演变成剥削、掠夺其他阶级、阶层的捷径趋利。在他们看来，权为我所控，兵为我所用，我势力强大，掠夺你、欺压你，你也没有还手之力，别人也管不了我，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损人利己在所不惜。
年复一年，官僚特权阶层变本加厉，对人民大众剥削、压迫无度，官民之间的矛盾不断深化，最终发展成为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说的对抗性矛盾。结果有的被农民起义（人民大众反抗）所推翻；有的矛盾被外族所利用，因外族入侵而灭亡；有的矛盾被统治阶层其他派别所利用，当政的政权被另一个统治集团所推翻；有的上述三种情况兼而有之。
这些似乎印证了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讲到的“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也就是说，打天下时有一方代表着进步的势力，反对落后腐朽的另一方势力，当他打胜得天下之后，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可能象前朝当政者一样逐渐走向自己的反面，最终转变为落后腐朽的势力而被推翻。这个转化“条件”就是要看其外部有没有能够监督、制约官僚特权阶层的力量（矛盾的对立面）。如果没有，则导致其腐朽，最终走向灭亡（这就是历史周期律的实质）；如果有，而且能够保证双方在斗争中找到妥协的方式，使双方根本权益都能得到一定保证，而不至于使矛盾发展到对抗化的程度，这样的统治才会永葆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