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个人一生所创造或享用的财富为一个单位，增加一个小孩，政府需要投入5%来教育他，但可以获得26%的税收。
混乱的逻辑
不妨梳理一下社会抚养费的前世今生：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它叫“超生罚款”。1994年，改称“计划外生育费”。2000年，国家计生委决定将“计划外生育费”统一更名为“社会抚养费”。200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行，“缴纳社会抚养费”入法。2002年，国务院制定《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
由“超生罚款”到“社会抚养费”的改变，主要的原因是政府认识到计划生育是一种倡导性义务，对于超计划生育不宜给予行政处罚，这是对公民生育权利的尊重。然而，在现实执行当中，名称虽然改了，但罚款的本质仍然没有改变，甚至有些变本加厉。
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理由被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超计划生育的孩子要占用原本不应当占用的社会资源，因此他的家庭有必要对这部分多占的社会资源给予赎买和补偿。其二，教育、医疗等等社会资源长期处于匮乏状态，征收社会抚养费可以调节人们的生育意愿，减少儿童出生率，从而降低长期以来人口众多对社会资源形成的巨大压力。
但是，反对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学者分析认为，上述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教育和医疗等社会资源如果是有偿提供的，那么任何儿童在使用时都已经由他的父母直接承担了费用，何来要求额外补偿的道理？如果这些资源是由政府免费提供的，政府自己是不可能创造财富的，政府的收入基本上都是向民众征收的税费，教育医疗等社会资源同样来自民众的税收。也就是说，这部分看似由政府支出的钱，实际上也已经由民众通过税收支付。
更为重要的是，人口不是单纯的负担，而是社会财富的来源。专家算了这样一笔账：如果以个人一生所创造或享用的财富为一个单位，增加一个小孩，政府需要投入5%来教育他，但可以获得26%的税收。总体而言，政府或社会从个人获得的收入要大于开支。从这一点来看，以多占资源为借口，征收社会抚养费甚至是限制人口生育，都是没有道理的。
既然社会抚养费是一本不堪追问的糊涂账，那么退出有为何如此之难。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原因之一在于政策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2005年底，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工作人员已高达508713人，其中公务员104753人，2012年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事务的支出达812.85亿元，而高达200亿元的社会抚养费最终流向不明。在社会整体利益和团体利益面前，到底孰轻孰重，这一番追问必须得到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