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抚养费征收中的混乱，远远不止于地区间差异的“苦乐不均”，一些地方的计生部门和地方财政成为社会抚养费的真正受益者。
混乱的征收
社会抚养费的收支结果是一笔糊涂账，征收的标准和过程同样用一个乱字来形容。
在17个省份公布2012年社会抚养费征收总额之后，有学者对比了北京、上海的情况，发现悬殊程度惊人。201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2069万，上海市常住人口2380万，两个城市生育率都是0.7左右。按照一般常识推断，两个城市的社会抚养费收入也应当相差不远。然而真实情况却是，北京2012年社会抚养费征收超过4个亿，上海只有3600多万，10：1的差距。
窍门到底在哪里？《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将征收的裁量权下放给地方，结果导致各地多种标准、自由裁量。北京的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比上海高得多，按照《北京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的规定，北京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上限标准是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人均收入）的10倍，而上海的“封顶标准”是3倍。而且，北京还规定，社会影响恶劣的，还可以在10倍标准之上“加倍征收”。
社会抚养费征收中的混乱，远远不止于地区间差异的“苦乐不均”。媒体对于社会抚养费去向的种种报道表明，一些地方的计生部门和地方财政成为社会抚养费的真正受益者。加上过于放纵的自由裁量权，实际上给地方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以计生之名行自利之实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前不久，河南西平县一场意在清查党员干部职工违法生育情况的活动，就暴露了基层计生工作中存在的“收钱放生”、不开票据、私自议价等乱象。当地一名小学教师告诉媒体，2011年，乡计生办动员老师们说，现在计划生育政策有口子，只要交2万元就可以生育二胎，并且保证工作不丢。于是，这名老师便在2012年生育了二胎，“2万元没有开任何票据。”然而，这次清查活动却让他们缴纳社会抚养费86736元。
更有甚者，一些地方为了收社会抚养费干脆“放水养鱼”，漠视“超生”，热衷“罚款”。据河南《大河报》报道，2011年邓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发红头文件，对各乡镇办下达征收社会抚养费的任务指标。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干部告诉记者说，计生委红头文件下达硬性任务指标，这不是“逼”村民们超生吗？
利益暗流之下，又难免官员借机从中贪腐和寻租。2010年，原郑州市惠济区计生委副主任李喜凤被诉贪污社会抚养费26.7万元。今年4月23日，《广州日报》报道：“深圳一个基层街道的计生专干，竟然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利用负责征收管理社会抚养费的职务便利挪用公款560万元，贪污公款151万元，受贿15万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