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年-11年最高法全年接待处理涉诉信访
改革信访制度
另外，就是改革信访制度。目前的信访制度由于先天的设计缺陷，它无法承担起保障群众权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
除上述两方面外，在法治维稳中，还必须强调两点。一是领导干部的法治精神。执政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要有法治精神。要大众相信法治，领导干部首先要相信法治，既要在思想上树立法治的信仰，又要在行动上落实法治的手段。如果在涉稳事件的处理上，依然靠领导的批示、指示和命令去办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民众当然也需要有法律意识并依法维权，但是，作为掌握公权力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力主导的国家，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尤其重要，假如领导干部有很好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严格依法办事，将能很好地引领大众信法，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否则，势必困难重重，甚至根本不可能。
二是对私权的保护。保护私权就是对公权的最好约束。在公权和私权之间，应该形成一个私权大，公权小的制度安排，这样才利于社会发展。这就要求执政党和政府，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制定法律制度，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和财产，如果人民群众的私权受到公权侵害，必须追求相关管理者的责任。也就是说，对私权的保护，不仅要有法律制度，且必须保证这种法律制度是可诉的。同时，公权要严格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且公权在法律上的作用，主要是用来保护私权和私域，而不是用公权来限制私权。私人权利和财产得到法律的有效保障，本身就能消除导致社会不稳定的诸多乱源。
总之，法治能预防和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的产生和发展。由于法治能有效制约国家权力，防止公权力的失控和变异，从而，厉行法治是一个社会最深层的稳定因素。执政党和政府的任务，就是加快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用法来约束权力，以法来维护社会稳定。
最后，再强调一下，虽然法治建设有助于将矛盾和问题纳入法治轨道内解决，但正如本文开头所讲，它的前提是区分两种“稳定”，若把一般的人民内部矛盾看作是威胁执政党和政府的敏感政治问题，那么，其逻辑结果一定是用政治的方式去维稳，从而不可能有法治维稳的空间。所以，要建设法治社会，也就意味着在执政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将社会稳定回归到它应有的阶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