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走出维稳的死胡同，第一步是必须反思我们对“稳定”的认识。
本来，作为维稳的“稳”主要是指第二种。但由于有上世纪80年代“六四”的教训，对于执政党和政府来说，保持社会大局的稳定就成为头号的执政目标。邓小平在1989年2月26日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就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邓在此所强调的“稳”，主要是指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准则的稳定，以及国家政治生活的规范化和秩序化。这被认为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前提和基础。然而，执政党和政府在贯彻邓有关“稳定”的思想时，并没有意识到要对两种稳定进行切割，而是机械地将邓的维稳思想用来指导现实中发生的一切不利于稳定的事件和行为。于是，既然邓说稳定压倒一切，那么，各级政府也就把维稳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和领导的“第一责任”，上级政府也把这作为考核下级政府政治责任的主要指标。
在中国的环境里，正如专家所言，政绩考核是一种上级传递行政压力、控制行为的重要制度，也是监督下级工作的一种保障。中国政府对信访总量、群体性事件数量等指标的考核，从其初衷而言，是为了向下级政府及官员施加行政压力，倒逼其严格执法守法，真正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但是，当稳定被当作大于一切时，为了完成这些量化考核指标，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就可能不计一切代价，动员各种力量，包括对信访人员进行劝说、安抚，乃至采取堵截、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千方百计减少信访量、到京访量和重复上访量。而在多次博弈，了解到地方政府“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及“花钱买太平”的维稳心理后，上访人员也抓住了这个“七寸”，想方设法把事件闹大，事情就这样走向执政党和政府所希望的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