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坛的右翼势力鹊起，与日本经济低迷关系不大。它们存在的动力，是对战后秩序的质疑。
在西方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讨论国际政治，在电视媒体上经常呈现为一种语言奇观。电视上那几张熟面孔说，由于经济不景气，美国只得收缩在中东的战线，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言外之意是，如果经济景气的话，美国就不会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了。那几张面孔说，由于经济不景气，北约无力对利比亚进行全面的军事干预，现在也不敢轻易对叙利亚动武。但历史应该告诉他们，战争的最大诱因正是经济危机。
那几张面孔还说，每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英国就搞一次王室大婚或让王妃生孩子，靠出卖电视转播权和吸引旅游者来拯救英国经济，给人的感觉是，如果处在景气的时候，王子王妃们原本不必这么卖力地结婚或生子。
更可笑的是，他们竟然认为，由于日本的经济不景气，政客们急于把选民注意力引向民粹主义和国家争端，这才导致了日本政坛的右翼化和军国主义的复活。如果这一结论可以成立，那就意味着，只要坐等日本的经济复苏，或中国再度发挥经济救世主的职能出手购买日本的国债，日本政坛的右翼化就会烟消雾散。
这怎么可能？日本的右翼化有一个观念的动力，那就是对战后秩序的质疑，尤其是对东京大审判的质疑。二战之前，国际战争通常都以战败国的割地赔款为结局。战败国接受这种结局，只是因为它们战败了，而不是因为它们错了，或者犯了罪。战败国的军事领导集团或许会受到责任追究甚至治罪，但那是国内政治或国内司法的范畴，国际司法主权的观念还没有出现。二战结束后，战胜国第一次组织了国际法庭，对战败国的军政领袖进行审判。奥斯维辛和南京大屠杀已经证明，战败的轴心国集团不单纯是一个军事集团，它们早已沦为人神共怒的犯罪团伙。对它们的审判甚至得到了战败国民众的支持。但若按今天比较成熟的国际法法理进行回溯审视，这场处在现代国际司法主权形成起点上的审判不可能是没有缺憾的，正是这种缺憾被日本的右翼政客拿来大做文章。
首先，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审判只能由战胜国来主持，在形式上表现为交战一方对另一方的审判，而不是交由中立的第三方对交战双方同时审判，这样的审判如何确保公正性？再者，犯罪的主体可以扩大到国家吗？如果可以的话，那该由谁代表国家受审呢？对国家的审判可以简单地转换成对军政领袖个人的审判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为什么作为军政系统之首的天皇却被赦免了呢？显然，如果国际学术界，尤其是利益最攸关的中国学术界不能直面这些质疑，并做出强有力的理论狙击，单是经济状况的好转并不会让这些问题自动消失。
事实上，如果不是二战后日本在美国核保护伞下经济的全速发展，导致了其在国际社会中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的严重失衡，进而产生了挑战战后秩序的动力和底气，哪里会有什么修宪或政府要员竞相参拜靖国神社这档子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