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拍摄于北戴河（图/姜晓明）
1957年底受批判后所摄
原标题：通人王蒙
他是14岁入党的少年布尔什维克，10年的基层团干部，22年的“右派”，3年零5个月的共和国文化部部长，10年的中央委员，15年的政协委员，享受部级待遇的离休干部，以及，写作长达60年的作家
本刊记者李宗陶 发自北戴河、北京、上海
穿着黑面布鞋的脚跺了一下地面：“你看，这一脚下去，没什么动静。但这个力和能量不会消失，它一定在哪里，转移，储存，积聚。也许过了10年、50年、上百年，它跟无数这样的力合在一起，酿成一次地震或者海啸。”
这是7月的北戴河，中国作协创作之家的一个独门小院。海风好像从隔壁吹过来，天是高亮之蓝，丁香树的枝桠倒伏在院里，匍匐着向前生长，憨憨地伸出一蓬蓬绿来。79岁的王蒙在说“无端”。
在汶川大地震现场，在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革命里，在命运一次次丢给他的拐点里，甚至在人生低谷（1991年）一头溺进的义山诗里，他读出两个字：无端。
“大问题都是无端。就是千头万绪，说不清。李商隐的抒情里，有悼亡，有怀旧，有感遇、思乡、冤屈、牢骚、自恋、空虚……他什么情绪都有，什么原因都有，不是一时一事一史而起，有一种深刻的弥漫性。汶川地震，专家告诉我，那是上万年地壳的各种运动，各种力量积存、作用的结果，是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的结果。”在无端面前，王蒙说，他感受到庄严、恐怖和内心的震动。
这样的话题多少让他显得有点疲累。他已经到了，他的老友张贤亮告诉我的，垂垂老矣的年纪。他的写作、游泳依然有条不紊地进行，只是速度放缓、距离缩短。在这个安泰的、甚至有些甜蜜的夏日里回顾人生，寻找意义或别的什么，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现在一条绯闻比一篇正经作品影响大。面向历史发什么深邃思考，领导不愉快，群众也不买账，两面不讨好，我们这些老家伙没必要惹这个不愉快。”张贤亮说。他比王蒙小两岁，现在是西北一座大型影视城的董事长。他的企业每年向国家交税一千多万元。
赴北戴河前一天，王蒙在《锵锵三人行》中和查建英、窦文涛闲聊郭敬明的电影《小时代》。“我瞅着电影里头那些小小子小姑娘都挺俊的。”他慈祥地说，“《小时代》是郭敬明的《青春万岁》。”
及至见面，请教宽容爱护的出处。王蒙缓缓道：“浅是浅，可我们当年的青春也浅啊，只不过赶上大时代、大事件。当年我们精神上的困惑可能比现在的年轻人少些，对自己选择的道路完全没什么困惑。而正是这种不困惑，制造了后来许多许多的悲剧。青春都不是吃素的。”
一种语法和活法
“所谓成长，就是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破灭了，而另一些合理的科学的理念一步一步变为现实。”王蒙在他的自传里说。
他是14岁入党的少年布尔什维克，10年的基层团干部，22年的“右派”（其中16年在新疆），3年零5个月的共和国文化部部长，10年的中央委员，15年的政协委员，享受部级待遇的离休干部，以及，写作长达60年的作家。
他有一些尊号或者注脚：大师（语出莫言）、贯通先生（语出贾平凹。行前得贾先生指点：他是贯通人，以此出发，大有写头。）、人精（语出许多人）……关于他对某些事情的处理，有过一些争议；关于他的绝顶聪明，毫无争议。
张贤亮讲起一件旧事。某年出访美国，一位希腊裔美国人教他英语，几天后，老师坦率地对他说：你比王蒙笨多了。此前，这位老师也教过王蒙。
1950年代王蒙在区团委工作时，就有人说，这孩子太聪明了。妻子崔瑞芳所在学校的校长，在终于放行崔瑞芳、允许分居两地者团聚时，说了一句：王蒙，厉害！
崔瑞芳是王蒙的初恋。一见钟情。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王蒙说，这8个字会让他落泪，“它是一种生命历程啊”。
因为父亲缺乏家庭责任感，王蒙从小对女性有深切的同情。在自传中，王蒙描写了自己的父亲，一个曾留学日本的喜欢哲学与咖啡、艺术与科学的晚年绰号王尔巴哈的书生。在全家断粮的情况下，他得了点钱，先买温湿度计（代表科学），或先给孩子们买巧克力和外国童话书（代表理想状态）。二姨兜头泼向父亲的那锅热绿豆汤以及父亲的应对，长久地刺痛着他。那些又怨又怜又痛的文字出版后，王蒙告诉我，同父异母的弟弟读出了他对父亲的感情。而据崔瑞芳回忆，年轻时的王蒙很少谈论他的家庭——2005-2006年书写自传的王蒙，将自己的心灵最大程度地打开了；但同时，他仍然必须“向还压在井底的部分真相默哀”。
“我不能对不起她（指妻子），我要让她快乐并因我自豪而不是相反。”而崔瑞芳，“至少有5件事可与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相提并论”。她穿着半高跟鞋去京郊看望在那里劳动的丈夫；跟所有劝她与右派丈夫划清界限的亲人划清界限；当丈夫在电话里告诉她决定去新疆，她立刻就同意了，而且，一直去到巴彦岱生产大队……那些年里，他们之间惟一的障碍似乎是“江青”——只要提起这个名字，会影响夫妻生活，用王蒙在自传中的表述：一夜无话。
张贤亮曾对王蒙的不沾绯闻愤愤不平：一个作家，怎么可以没有绯闻！转念一想：最好的女人被他娶到了，你有什么办法？
1990年1月，王蒙发表了辞去部长之职后的第一篇小说《我又梦见了你》。写梦境、青春和爱情，写一个青年坐火车、坐汽车、放弃等车走着去看未婚妻的旅程，那是1954－1958年王蒙往返于北京-太原之间的再现。
“你可以有大快乐，事业、社会、人民……这些你都没有了，你仍然可以有小的快乐，跟爱人一起吃西瓜，买到便宜的处理货……如果你想活下去的话。”
2012年3月23日，崔瑞芳去世，享年80岁。告别遗体时，王蒙忽然大吼一声：瑞芳！
王蒙惟一的文凭是初中毕业时拿到的。因为跳级，他没有小学文凭。他的聪明从人堆地气里来，首先表现为他的说话——
陆文夫曾对一众作家说：人家王蒙一个意思能用18个词儿，你行吗？河南作家乔典运有言：瞧人家王蒙说话，领导听着像是在为领导讲话，群众听着像替群众说话。
老作家们戏言：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50年代中期以后又有说法：文人口才好，因为开会多。
周扬、胡乔木、丁玲、老舍、冯雪峰、贺敬之、冯牧、林默涵、艾青、吴组缃、臧克家、严文井、康濯……再后来，丛维熙、邓友梅、刘绍棠、张贤亮、冯骥才……新中国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作家从会场上、从王蒙身边，一一走过。
受丁玲批判的萧也牧，受周扬批判的丁玲，受毛泽东批判的周扬，受老舍批判的刘绍棠，由红卫兵抄家搜出美元始、以投湖自尽终的老舍，在图书馆上吊的徐宝伦……都是在他眼前留下过音容笑貌、命运残篇的人。他们曾对着他说话。
在历时54天、批判“丁（玲）陈（企霞）”的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23岁的王蒙听着老作家们激动的发言，“只觉一阵冰凉，又一阵遍体发麻发酥的温暖，如得了虐疾。”他还记得老舍的语言风格，那是老北京旗人的礼数：“丁玲同志，您的态度是错误的……还有您，陈明同志，您的思想是反动的……”批判、检举、检讨，已经成了一种语法，和活法。
“文革”结束，四次文代会上，难兄难弟们纷纷亮相。王蒙环顾四周，都是久经锤炼的文艺战士啊。
后来，则是党内的意识形态之争。“先说是为了布防，后说的才是本意。比方说，一个讲，有很大成绩，但更要看到缺点和问题；另一个讲，有很大问题，但更要看到伟大的成绩。我相信一个生人或懂汉语的外国人在这种场合，一定会觉得两边说的没有差别啊，可暗含着剑拔弩张。为了这点逻辑顺序，我们消耗了多少时间，伤了多少和气，绞了多少脑汁！”
再后来，是文坛的明暗纷争。“我说话利落，口齿清晰，喜欢辩论、婉转解释、稍作说明、淡淡一拂或以退为进或及时打住——休兵一笑。我用词力求准确，有分寸，有棱角，自自然然，随机应变而又有所控制。我说过，在政治上我有童子功，我太熟悉咱们的政治语码。同样一句话，我会从25种说法中找到一种比较恰当的。我不怕反驳不怕攻击，我反应迅速。而更多的时候我明白不反应更好，我早就明白老子的道理：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他渐渐形成了另一套语法：幽默的、调侃的、戏弄的、高天阔地形式豁达暗含机锋的，间或一露尖刻的、骂人不带脏字的。他说，我原是多情的、敏锐的、梦幻的，时有偏激的；荒诞油滑实不得已，须让深文周纳者无迹可寻。这里头，既有命运的馈赠，也不无人的变化。
90年代初特殊时期重新登记党员，安徽某诗人曾有暂缓登记的考虑，经过当地领导细致深入的思想工作，王蒙描述为：“没有出现其他情况。”
至于文人笔战中的身段风度，一方面各显天性，一方面也是鸡同鸭讲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辩论环境的写照：总体质量下降、PM2.5上升。
韩寒发表了《王蒙的敏感和虚伪》，王蒙回以：“我是新概念大赛的评委会主任，韩寒的出现我有责任。”
王彬彬发表了《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王蒙回以《黑马与黑驹》。因“彼时彼刻扯出黑马有失品格”，一时遭遇众多拍案而起。有批评者看出，这不仅仅是厚不厚道的问题，也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党性和立场的一闪而过——其时，当事人未必自觉。
他还有一篇经典之作《训贤侄》，是对官场斗争、政治暗算的回击。在自卫反击方面，王蒙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信奉者。他有自察，晚年亦有反省：还是火气大了些，意气用事了些，相逢一笑该多好。他仍然心向他推崇的老庄境界：大道无术、道法自然。
毛主席说：王蒙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
1957年1月，《中国青年报》编辑部举办了一次座谈会，讨论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会前每人发到一份参考资料：刚从印刷厂取来的王实味的散文《野百合花》。此文1942年被判定为反革命毒草，作者因而丧命。
1月28日，王蒙与崔瑞芳结婚。1月29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郭小川保留了这次会议的不完整的记录稿，开头有几句话：“最初，歌颂占80%。现在，中间大，两头小。”
这是王蒙的第二部小说，写于1956年4月，经副主编秦兆阳修改，发表在9月的《人民文学》上。如果说，王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是他对经年阅读的苏联文学的一种致敬，这一部短篇，则是响应团中央号召，向娜斯佳学习。娜斯佳是苏联小说《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里的主人公，一个经验不足、却勇于同落后现象作斗争的青年。五十多年后，王蒙说，他曾试着翻过几本张爱玲的小说，怎么也读不下去。
王蒙刻画了两个仍然保有学生气的人物林震和赵慧文，面对区党委里革命意志衰退的官僚刘世吾，陷入一种困惑：现实中的党委工作和他们小学时听的党课内容不是一个味儿。小说后半部，弥漫着一种孤寂之情。
崔瑞芳曾说：王蒙有一颗孤独、寂寞的心，在他还是个孩童时就形成了。7岁，放了学，怕父母吵架，不想马上回家，于是闲逛。闻到肉香，馋，没钱，也没有向父母要钱的经验。再往前走，是一家棺材铺，他问：掌柜的，您这棺材多少钱？他幼年曾跟姐姐谈论过死亡，很小就失眠。
43年后，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对这篇小说有了新的发现：“《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虽然具有揭示官僚主义现象、积极干预现实的外部写真倾向，但它更是一篇以个人体验和感受为出发点，通过理想激情与现实环境的冲突，表现叙述人心路历程的成长小说。……甚至可以说，对心理冲突事件的精彩呈现，才是这篇作品的艺术独特性所在。”
而当年的需求不同。全国展开的热烈争论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在多次会议上谈了自己的看法。据黎之回忆，“这是我知道的毛泽东惟一一次对当代短篇小说的分析。”
这一年，王蒙亲耳听到了毛泽东几次讲话的录音，“反对王蒙的人提出北京没有这样的官僚主义，中央还出过王明、出过陈独秀，北京怎么就不能出官僚主义。王蒙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王蒙有文才，有希望……”
“主席说着说着找不着烟了，便说‘粮草没有了’。据说是陆定一连忙给主席送去了烟。”王蒙在自传里写道：“如此这般，化险为夷，遇难呈祥，我的感觉是如坐春风，如沐春雨。我同时告诫自己，不可轻浮，注意表现，在自天而降的幸运面前更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