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说：你现在成了老作家
1957年5月，“鸣放”到了关键时刻，王蒙命运的一大拐点出现了。5月15日，毛泽东写成《事情正在起变化》，提出“反右”。据说，对那些要重点保护的党内外人士，可以提前打招呼，给他们先看这篇文章。有一天，王蒙接到通知，说是市委将派车接他去机关看一个文件。等了几个小时，通知又来：不去了。
在王蒙要不要划“右派”的问题上，领导们也拿捏不准。在团组织相对文明的启发帮助下，王蒙交待了思想深处的一些问题，比如海德公园式的民主也不赖。最后周扬拍板：划。
批判会后第三天，王蒙拍下他整个青年时代最帅的照片：将小棉袄甩在肩上，一脸阳光潇洒，有点普希金风范。他也提道：“只有一个晚上，我很慌乱，一夜无眠，不断地起夜小便。”
1958年夏，王蒙“戴帽”。10月，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其时王蒙正在山沟里劳动，妻子在山西上大学，故起名“王山”。两个多月后，王蒙第一次看到王山，对着儿子一首接一首唱歌。婴儿回之以啊啊啊。
王蒙有3个孩子，每个孩子的名，都印刻了他与妻子的一段经历，有山有石，有伊犁。
劳动使人强健、接地气、开眼界、长知识。比如北京东城的大粪比西城的有劲、价格高，因为东城富人多。
斗争中也有发现：基层右派（来自各行各业）有一种受虐虐人的积极性，他们愿意互相批斗，尤其把自身所受的一切强暴转施于人时，表现得习以为常、驾轻就熟。王蒙悟出：常常挨打的人容易凶狠；被冷淡的人容易冷淡旁人；无欲者授受最亲。这本是一个人性彰显、适于反躬自问、问一问“个人在运动中该负什么责任”的题目，却被平反后的大部分人略过了。
“文革”的爆发是必然的，王蒙说。他的老友冯骥才说，推动“文革”的，不仅是遥远的历史文化和近前社会政治的原因，人性的弱点，妒嫉、怯弱、自我、虚荣，乃至人性的优点，勇敢、忠实、迂诚，全部被调动起来，成为可怕的力量。
“文革”中，王蒙烧掉了家中所有带字迹的纸，包括日记。他丢失了钢笔，也不心疼，安慰自己免得“祸从笔出”。1969年，他重新拿起笔，为刚出生的女儿记婴儿日记。他读大量相关书籍，研究记录婴儿便秘、腹泻、消化的经验，直到孙辈们出生仍能发挥作用。他被子女们授予“屎学家”称号。
1979年，周扬见到王蒙：“你现在成了老作家。”王蒙心里一酸：一巴掌就拍成了老作家——写成《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21岁半，再回文坛，23年过去了。
冯骥才告诉我，他的生命里有两次归零：一次是从“文革”抄家的废墟中爬出来，一次是从唐山大地震的废墟中爬出来。有那么几分钟，他有神经错乱的表现。
张贤亮告诉我，22岁进监狱，蹲了22年，出来时还没碰过女人。他与丛维熙被称为“大墙文学之父/之叔”。
艾青错划右派21年，平反时给他3个字：搞错了。诗人算了算，每个字要了他7年的光阴。
……
晚年嗓音退化、风度依旧的周扬，对从各个角落里踉跄着复出的作家们说：“你们说要干预生活，其实是干预政治，结果是政治也要来干预你。你干预一下政治，也许没什么大不了的。政治干预一下你，你会受不了。”
1979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合集《重放的鲜花》。人们争相传阅，细嗅政治风向的变化。每一篇小说诗歌后面，都活生生站着一个摘帽右派。这批包括王蒙、刘宾雁、陆文夫、刘绍棠、邓友梅、公刘、流沙河在内的“前青年作家”重返文坛，成了新时期文学的领军人物。
朱学勤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接触到《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在桥梁工地上》等作品的。此前下乡插队时，他已读到一些右派的故事，“深深地同情”；“整个80年代，我对王蒙印象很好。”
近代文人多半是弑父弑兄长大的
15年后的1994年，点燃于《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哗然于《黑马与黑驹》的“二王之争”爆发，许多作家学者卷入舌战。两代文化人之间的龃龉、互不理解、互不宽谅，大体上以一种感性大于理性、指责多于分析、戾气盛过和气的方式展现。这背后一层的原因，又被轻轻略过。
顺着“中国当代那些极聪明的作家、文人，虽是书生，却没有一点书生气”，生于1962年的王彬彬紧接着提出书生应有之气：
我所谓的书生气，是指一种知识分子精神，一种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一种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我所谓的书生气，首先表现为一种独立思考的品质，一种抗拒流俗、不为喧嚣的时潮所左右的风范，一种依据某种神圣的尺度评判世界评判社会的立场。
人类历史上，屡屡有某些时期，社会以某种名义剥夺某些类别、某些职业的人特有的“气”，让他们丧失自身特有的内在规定性。……而在政治全能时代里被剥夺被割除的书生气，在商业大盛的今天，也同样遭鄙视，遭讥嘲。
这篇写于90年代初期的文章表达了对当时现状的不满：知识分子从鸦雀无声到纷纷转身告别8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令全社会出现一些新的怪的不那么妙的苗头。其时沪上4位学者：王晓明、陈思和、张汝伦、朱学勤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王彬彬的声音是其中一支，颇获赞同。
王蒙此时发言：我们有过人文精神吗？哪来的失落？谢泳立刻指出：王蒙的参照系停留在50、60年代。我在此次采访中分别请教了张汝伦和朱学勤，想弄清当年人文精神的参照系到底是西方的、中国传统的、五四之后民国前后的，还是“文革”之前抑或80年代的，没有找到清晰的答案。
朱学勤说，当时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指向的“人文精神”，将大家聚在一起的，是对当时现状不满的共识，是某种压抑中的自然爆发。当他发觉批评正慢慢走向声讨市场经济的路子上去时，便退出了讨论。
在回忆这场大讨论时，王蒙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叙述，从考证定义开始。他最后认为，这场讨论存在“惹不起锅惹笊篱”的问题，“他们看不清或惹不起（拜金、物质主义）这些问题产生的体制性前现代性权力掌控性的原因，却去大骂市场、拜金和通俗文艺去了。”
王蒙在自传中描摹了他所熟悉的文化人：“力不缚鸡，心多波澜，眼高手低，巧言令色，神思天宇，气接大荒，可爱，可笑，可悲，可叹，而且每个人都自我感觉良好，每个人都看着别人不甚习惯。”
“文人多半是蛙种，我也具有强烈的蛙性，思叫，思呐喊，要鼓与呼，还要惊天动地，尽兴。不同之处只在于我意识到自身有蛙性、蛙运、蛙势，我很少将自己与同行们无条件地误认作腾云降雨、掌管天时、左右乾坤的蛟龙。甚至也不想，绝对不愿，死活不干，以精神领袖的面貌出现，并对所谓精神领袖的概念抱半信半疑基本全疑的态度……谨防大言欺世，这是我一辈子的经验……”他提到鲁迅，也提到托尔斯泰：在中国有人视其为道德与人格楷模，在俄国未必。
然而，王蒙的智慧中也有对某些波段不起作用或曰回避、矛盾的部分。比如说，他认为现实中不存在的弥赛亚（先知、救世主）是一种语言现象、精神现象，是文人的凌空蹈虚、大言欺世，那么，他少年时代就信仰了的、除了马克思在理论上论证过、“并不等同于现实”的共产主义呢？这样的普世价值，是不是也应归于精神的力量与火焰，人之区别于动物的伟大与悲哀呢？
当我请教“如果跳出党内的左右之争、意识形态之争，真理/普世价值这东西您觉得到底有没有？值不值得追求并为之付出一定的代价”时，暂未得到回应。
冯骥才向我描述70年代末第一次见到王蒙的情形。
那是在人民文学编辑部韦君宜的办公室里。我当时在那儿搞创作，王蒙还在新疆，关系还没调回来，他是作为新疆代表回北京参加团中央恢复之后的第一个会。我印象中他头发特别黑，坐在一个破沙发里，怯生生的，很拘谨。我后来跟他开玩笑，说他就像一个刚来报到的新生，两手中指紧贴着裤缝那种。
当时三中全会还没开，还在讲“两个凡是”。北京文坛左和右的思想碰撞特别厉害，刘心武的《班主任》已经出了，伤痕文学也冒头了，大部分人还是“一看二慢三通过”。王蒙就在这种形势下调回了北京，住前三门，有了两间小屋，在9楼。
王蒙在回忆中写道：“回城的时候，有了一个23平米的栖身之所，劫后余生。”“已经大龄了，犹有一搏，犹有少女的梦与青年的豪情，眼泪咽到肚子里，笑容出现在脸上。”
“我无法淡化自己的社会政治身份和义务，还有一个原因，我需要争取更好的境遇，我意欲全面表现自己的特质、优势、资历与通达能干，有利于把两个儿子弄回来，去新疆时他们太小，我没有征求过他们的意愿，我对他们负有一个老爹的责任。”
1980年，王蒙坐6角钱的闷罐子车从西安去三原看得了抑郁症的二儿子，“这是我平民生活的最后一点痕迹。”
此后，他创作欲喷涌，著书立说，被委以重任，出国访问，搬进高知楼，安上电话……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成了张贤亮所坦白的：（我们都是）三中全会之后的既得利益者。
韦君宜在小说《露沙的路》中借露沙的头脑明白了一个事实：我们全身上下都是公家的，我们不能在公家之外，再打任何主意。
王蒙说，“年轻人尽情嘲笑他们的前辈内心恐惧，他们不知道，是前辈用十多年、二十多年的青春，用两地分居、用生活艰窘为他们铺了路、垫了底，充当了盾牌。他们竟然这样小瞧极左的曾经肆虐，这样小瞧为反极左所付出的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不能不令我伤感。”
我在同一天晚上看了《青春万岁》和《小时代》两部电影，看到历史跳跃的大抛物线。然而历史又是无法割裂的，没有当年的青春万岁、蹉跎岁月和伤痕们，哪来今天理直气壮的“小时代”？我们每一个人，何尝感同身受去理解上一代人？王蒙未必理解丁玲，王彬彬、韩寒不理解王蒙，那么，10年后又万岁了的青春呢？
冯骥才有点激动地说，未来必有一种文明会反省今天的无知、粗鄙、时尚化和商业化。他更担心的是，那种文明/文化反省的方式是否会比这一百年来业已展现的有些长进。
朱学勤说，代与代之间的这种沟壑，是一个悲剧现象。“五四”以来，每一代文化人对上一辈都是不认、嘲笑、划清界限的姿态，否定传统，否认积累，好像历史都是“从我开始”，结果历史仍在原地踏步，甚至倒退。中国文人这一路多半都是弑父弑兄过来的。这也跟时代变动过于剧烈有关，戏还没唱完，布景已经全然换了一套。聪慧如王蒙，也看清了历史上的这种虎头蛇尾，原因在于，“着急啊”。
根子出在哪里？朱学勤说，还是没有学会尊重历史。尊重历史的前提是正视历史、同情之理解。
王蒙说，什么叫忘却？就是把回忆权记录权诠释权概括权评价权感叹权……拱手让给他人。中国的戏台上有大锣大鼓、大喊大叫的文化，中国的人群里缺少认错、忏悔的文化，从上到下。
张汝伦例举了雅斯贝尔斯的《德国的罪责》，朱学勤例举了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都涉及反省的深度，涉及“不是一个人的罪责，但个人是否有责任”。
书生们指望王蒙这辈人做些什么呢？在体制内抗争？试图抗争的品种都被消灭了，剩下的都是适者生存。牺牲？他们已经付出了青春。书生们自己又在做什么？
王蒙不解释，但他也在坦诚面对内心的那一刻给出了解释——
自幼受到党的训练和培育，我懂党的原则，党的规矩。
有一种东西叫做国家利益，有一种东西叫做生活，有一种东西叫做大势/形势。
除了相信和乐观，坚持与稳住，没有别的选择。别的选择是死路一条。
他甚至有更大的野心。他希望他提倡并示范的宽容、和煦、建设性的政治文化能在党内独树一帜、渐渐成为主流；希望这个党能兼容并包，清污除垢，温和渐进地改良；而他，愿意充当党民之间的桥梁，减少摩擦的缓冲垫。他四处传播“建设性”。
毛泽东搞“文革”如罗丹之搞雕塑，“把不要的统统凿掉就是了”。
主席整整一辈子，从来都是强调打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却很少提建造制定什么法制规范。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概括为4个字：造反有理。而邓小平归纳为另4个字：实事求是。
建国以来，我们进行了多少砸烂旧世界、颠覆反动政权的斗争教育：罢工罢课、绝食静坐、游行示威、建立根据地、监狱里的绝唱，刑场上的婚礼、偌大华北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长项，我们自己教出来的。年轻人学了这些会到台湾、日本、美国去斗争吗？他们就地消化实验，同衮衮诸公干上了。
我们又有几部电影、几部小说鼓励青年人钻研学问、发明创造，要一点一滴搞建设、发展经济、追求和谐？我们有没有一部影片可以跟美国人拍的《居里夫人》相比？
缓缓游回瓶里
1988年，还在部长任上的王蒙写了一首诗《旅店》，其中写道：
电梯总是板着面孔/接受你与你的行李/吐出你与你的行李/无需告别门已关闭/对旁人如法炮制
一个潦草的故事/一个陌生亲切的世界/在时限内 结账前/属于你
1989年夏，王蒙在烟台养病，同时陪伴正在烟台动阑尾手术的崔瑞芳。“那是夏季最炎热的一个晚上，我在医院陪床，同时接到北京的电话。”其间，他写了一些诗，有一首叫《雨天》——
……游远了海就大了无边/大雨落在大海海面满满/然后缓缓游回瓶里
朱学勤说，“我毫不怀疑王蒙在他那一辈里是智商最高的几人之一。这些年来，每隔10年我就能碰到一个这样的绝顶聪明之人，令人惊叹。但是，他们往往被冻结在某一个格局里，受到境界的限制。而境界，跟对价值的认领有关。我为他们惋惜。”
冯骥才对我说——
王蒙有非常好的艺术感觉，他受苏俄文学影响很大。从他的散文里，从他小说的某些段落里，我常常能读到那种温柔、伤感、深沉的东西，这是真正属于作家的气质。但它们常常被更多的政治、思辨、说理给掩盖了，没有得到充分展现，这是很可惜的事。他的经历、位置，他脑子里太多的斗争、太多的文坛——这也是我们国家的特色，国外的作家都是散养型的，想让他们搅在一起都很难——决定了他躲不开这些东西。他离政治太近了。比方说，有些非文学的语汇，像“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一般不会在小说里用，但他就直接用；而他本身具备的那些艺术想象力、悲天悯人的情怀、灵魂中的浪漫，都受到限制或退后一步了。但也正是因为他有一个作家的灵魂，他骨子里是正义的、人性的，所以他作品里的政治，当年我就说过，“很性感”。他是文坛的奇特之人。他有那么好的素材和细节，如果能保持一点距离，一种哲学的、思想的、艺术的距离，是有可能写出伟大作品的，也只有他能做到。但保持这个距离，很难。
生活中，他是个特别可爱的人。从朋友的角度，我觉得他也挺苦的，我特别理解他。我曾写过一首诗给他——
满纸游戏语，彻底明白人。
偶露部长相，仍是作家魂。
（参考《王蒙年谱》、《王蒙自传》、《中国天机》、《我的人生哲学》、《王蒙代表作》，方蕤《我与王蒙》、秦学儒《我的同学王蒙》、查建英《国家的仆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