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一类政府愿意同民间分享武装权。
■毕会成/文
曾参加一位本科生的论文答辩，论文的问题设定远超电视上那些讨论时事政治的专家的水平：垄断暴力和税收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美国对外行使着世界警察的角色，为什么对内连民间持枪都不能禁止呢？
遗憾的是，他的论证过程又跌回了某些“专家”的水平：没有哪一类政府愿意同民间分享武装权。美国当局当然也想禁枪，但禁枪会触犯武器制造商的利益，而武器制造商有强大的院外集团长年在白宫和国会进行游说，随时挫败与禁枪、控枪相关的法案。
对此，我有严重的异议。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下，没有哪一个行业可以长期获得超过社会平均利润之上的暴利。武器制造在美国又不是垄断行业，他们为什么非得固守它呢？当然，资本一旦投入，转产即意味着损失，这可以部分解释武器制造商的院外活动。当禁枪还只是政府自身的利益冲动时，院外游说也有活动空间。但是很难想象，如果美国社会有朝一日在禁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武器制造商的所谓利益可以继续成为实质性的障碍。问题的关键是，不是武器制造商的利益导致了枪支持有的合法，而是枪支持有的合法性导致了武器制造商的出现。
自西进运动以来，与西部牛仔形象联系在一起的民间持枪权就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历史上当国家形态由小国寡民走向广土众民时，基于不断增大的人口与规模的压力，政府权力的寡头化，乃至专断独裁证明是很难扭转的方向。而美国在历史上有幸找到了在大国阶段仍保持政治民主的两大制度安排，一是联邦代议制，另一个就是允许武力继续保留在民间。从这个历史脉络来看，美国政府至多可以有条件地限制一些特定人群，比如有暴力犯罪前科的人，接近枪支，即通过所谓“控枪”法案，彻底地禁枪则不可能。这与武器制造商的利益无关，民间持枪权已经历史地与美国式民主共进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