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经取得执政权几十年后的今天，被当作秘密的信息太多了，多到已经成为笑柄，多到成为一种丑闻。例如，环境污染数据、食品安全数据这样与意识形态相当遥远的信息都被当成是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和执政难度系数的秘密。有关部门一方面在打击网民造谣，但这个“有关部门”却对故意制造、传播伪造信息，发布、传播不实信息的政府部门网开一面，没有表现出行动规则上的一致性，怎么能够服众，怎么能够取信于民呢？一些政府部门自己常常试图通过编造不实信息来试图掩盖真相，如“休假式治疗”的发明者，“刘铁男”案例中其所在部门新闻发言人的鲁莽言行所显示的。而且信息封锁的本意之一原本就是使民众失去监督政府活动的信息基础，属于釜底抽薪之举。
固然民众无法对这些政府公职人员进行跨省追击、劳教、关进精神病院等形式的惩罚，但民众会从这些个人生活经历中充分吸取人生经验。吸取人生经验的结果就是一些政府机构是不可信任的，政府公职人员是不可信任的，甚至觉得他们的话要反着听。这何尝不是一种惩罚呢？
言路不畅则谣言四起
在网络时代，民众掌握的资讯和过去相比已有本质的飞跃，但一些政府部门还受惯性的支配，依然视他们为顽童阿斗，不能与时俱进地改变自己的工作方法。随着舆论环境的不断开放，特别是在网络环境下，自然不能保证所有的信息都是准确无误的，即使政府部门发布的信息和官方媒体也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消除不准确信息乃至恶意编造的谣言的最好路径是给予言论以更大的自由，乃至彻底取消言论管制。须知，舆论开放、言论自由从来是谣言最大的敌人。管制言论，管制媒体，谣言就有了滋生的肥沃土壤，谣言就会生机勃发，富有生命力。因此，针对谣言，正确的应对之策不应该是因噎废食，更不是以打击谣言为借口管制言论，堵塞言路。言路越是不畅通，谣言就越容易滋生出来，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
对待舆论，对待媒体，有关部门的态度还是“引导、控制、占领阵地”，高度选择性地报喜不报忧，而不是通过各种媒体发送真实的信息，这样的认识显然是落后的。结果必然是越来越被动，最终变成经常喊“狼来了”的顽皮小童。陷入民众嘲讽愤怒的汪洋大海是一个预料之中的必然结局。即使某次说的是真话，越来越多的人也不愿意再相信了。
目前，民怨在体制内没有表达的渠道，微博是少有的具有一定言论自由度的地方，但常常遭到相关部门以维持社会稳定为借口的打压。这种打压使得民众在心理上又积累了更多对政府部门的不满情绪。
行政体制的纠错能力非常弱
由于政府部门的权力在现阶段还无法受到来自民众的有效制约，一些政府部门的公务人员就不可避免地滋生出一种极端傲慢的情绪，在口头上称自己为群众的公仆，讲“为人民服务”，讲“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但在行动上，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层面上，却视民众为屁民，为自己的统治对象。
行政权力高度集中且得不到有效制约的政府必然会不断生长出傲慢的决策者，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政府项目实施过程中自然就会呈现出决策不透明、不民主、不科学的症状。由于民众缺乏制约政府的有效手段和途径，所以，密室政治就成为一种必然。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一个基本的生活经验是参加会议的人数越多，会议的内容就越不重要，参加会议的人数越少，参加者行政层级与政治地位越高，会议的内容就越重要。
如果重大决策都是由少数领导“闭门磋商”，或者由关键领导个人来决策、来推动实施，如何能够保障决策的科学性呢？当然是根本就无法保障。所以，各级政府部门拿纳税人的钱向经济规律和各种常识为自己的愚蠢、鲁莽和傲慢交了难以计数的“学费”。在这种行政体制下，由于政府权力高度集中，高度集中的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约束，这些高度集中的权力又控制着太多的经济资源，这三大特点决定了政府部门犯错误的能力和不良后果都会得到一个能够放大其规模的“杠杆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