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学什么？

　　在新加坡，外资企业的扩展远较本国企业迅速。各种衡量方法表明，新加坡和香港地区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地方。新加坡和东南亚其他国家所经历的发展是没有技术的工业化，其出口型工业的规模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从根本上削弱了这些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因为它减轻了政府制定更多有效的国内经济和政治政策的压力。中国虽有着庞大的国内市场，但是其60%以上的出口产品都由外国公司制造，大部分跟泰国或马来西亚的出口加工模式相似。中国具有竞争力的品牌公司和产品还比较少，很多公司只是跨国公司的供应商。这些都说明了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更接近新加坡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依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导向型模式，而没有开发技术、创建品牌和提高生产效率等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特征。

　　劳工控制既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相悖，并且更重要的是，劳工控制是与独特的外资外企独大、外资发展导向型工业政策相关的。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中国出口下滑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困境恰恰表明，过分依赖出口与外企，犹如流沙之上造房般不可靠。高柏认为，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其顺应了与日本古典发展主义所不同的新发展主义潮流，新发展主义的理念不同于国家干预与保护市场，而是释放市场的资源调配作用，更加积极地融入国际市场，并约束国家的

　　政治上来说，新加坡的特色如下：其一，开明专制式的家长制，领袖的引领很重要；其二，企业化的经济治理模式，这从根本上取决于城市经济体的规模；其三，独立的反贪污调查机构，但因为国家都是执政精英的，所以反贪可以将核心的执政精英排除在外。且不说人民行动党作为一个吸纳党员条件非常严格的精英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学而优”、“商而优”甚至商学不优尽可吸纳的宽松进入门槛有着根本的不同；人民行动党对城市经济体施行控制所需的条件，与共产党对中国13亿人口的治理所需的条件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在新加坡，家长制统治的权威在社会与私营部门成长起来后面临的冲击与挑战也迫使人民行动党面临转型问题。

　　对应新加坡的特色，我们所得的教训有：第一，过度倚重开明专制与领袖个人的突出作用让中国现当代遭受到的教训最为深刻与沉痛。第二，虽然“治大国如烹小鲜”，但规模庞大的领土国家与城市经济体的治理方式之悬殊，如同当初整个欧洲大的一个国家与南地中海边的热那亚间的差异，领土国家广阔的内部市场与区域差异提供了无限的发展可能性，城市共和国的存续只能靠金融与商贸，并随时有倾覆的危险，实在谁也不必羡慕谁。第三，共产党一直像人民行动党一样，将自己置于清廉、反贪、法治的标准之外，今日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已显示了立法者、执法者超越于法治与政治规则之外的最大严重恶果。

　　再退一步说，从工业化战略上来看，新加坡隐性的党政分离和技术官僚独立运作是经济决策过度政治化（最明显如唯GDP主义）的中国难以做到的。中国学者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局（和建屋发展局）视作是独特的法定机构，却未能认识到这些隔离于社会压力与利益集团和政党的独立经济官僚机构对于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其实还是对新加坡经济成就取得的核心机制不明就里。如果要学习新加坡，经济决策去政治化和国家干预行为要遵从市场原则，以及依据自身局限性制定扬长避短的工业发展战略的务实精神，是中国经济领域未来脱困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人民行动党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积极提供全方位的社会福利，发动政党机器动员大众参与真正的选举以支持自己，以此来击败挑战者，这也是共产党应该学习的转型勇气与经验。

　　(作者为南京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