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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运作的经济技术官僚与严格的劳工控制 作为城市经济体，新加坡和香港地区都拥有强大而独立的行政机关，弱小而从属的立法机构，以及独立运作的经济技术官僚，这些政治因素使得它们的经济政策与治理过程既实现了高度专业化，也保证了政策连续性。经济官僚机构的独立性从根本上保证了经济决策的去政治化，而经济决策的政治化诱惑在拉美、韩国、印度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极为严重的发展障碍。新加坡出口导向型增长能够成功，首先在于经济决策权的集中扩展了政府手中的经济工具。决策权的集中和伴随着名义上为“市场导向型”战略的干预模式，核心的机构是经济发展委员会，它不对国会负责，享有很大的运行自主权，并把众多的政策工具集中在一个实体中。另外还有投资促进部，类似于韩国与台湾地区的贸易促进组织。 经济结构不同决定了国家对外部约束的回应不同，新加坡没有内部市场，于是集中精力寻找新的制造业领域并增强其作为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其国际转口港的地位与香港的国际定位相当，这点决定了其政治、经济结构与中国现在和未来的政治、经济结构会有根本不同。新加坡的与众不同在于其工业发展政策的受惠对象是外国公司，所以其工业化的主要政策工具是劳动力市场政策，而与市场规模更大的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政策工具都不同。人民行动党仰仗它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迫使外国公司和具体的目标部门进行调整，以此来获取支持。可以说，新加坡代表了出口导向型增长与劳工控制之间关联性的最为明显的例子。 在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的劳资冲突对外国投资的威胁后，内无市场、外不能吸引投资的交困局面迫使人民行动党推出新的劳工立法，以限制直接和间接的劳动成本，从而扩展了管理上的自主性，而且削弱了劳工运动的独立性和势力。新加坡的经济政策反映了人民行动党的偏好：庞大的国有部门、干预主义国家和跨国公司占主导的倾斜的三方联盟。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衰退的出现激发了社会对政府的经济管理以及公共部门和国内外公司之间的权力平衡的激烈反对。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成长起来的社会与私营部门要求改变保护性、施恩性的家长制，但国家对经济的高度干预仍被第二代领导人所继承。人民行动党从工会外部指定领导人且分化劳工运动、限制工资增长的行为，使得工会内部开始分裂，劳工控制变得不那么轻松如意。 新加坡劳工控制受益最大的是外资与外企，这与拉美国家雷同。外国投资可能有助于技能形成、技术发展和营销技术，但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大量引入，实际上对所在国的技术提升、国民收入增长作用微弱。除了新加坡，外国直接投资在其他亚洲新型工业化经济体的资本形成总额中的作用一直比较小。并且外国直接投资的部门构成往往表明了各国不断变化的比较优势和产业政策对本土企业的影响。到20世纪70~80年代时，韩国与台湾地区的本土企业已经控制了本土的主要经济部门，只有在电子部门，外国企业才比本地企业为出口做出了更多的贡献。2000年前后，韩国、台湾地区的电子产品也逐渐位居世界前列，而东南亚国家包括新加坡不曾生产出自己的品牌。所以史塔威尔将东南亚的发展模式称为“没有技术的工业化”，其经济增长来自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生产力提高的贡献极少，而这也是今日中国经济转型的困境所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