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行动党的权力获取与巩固

　　二战后伴随着亚非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左派占据各国政治舞台核心位置。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新加坡，左派仍是政治权力的主要竞争者。人民行动党作为温和民族主义政党派系的崛起、壮大和掌控国家政权的历史，就是一部消灭左派政治集团的过程。成立于1954年的人民行动党也有两个阵营：温和的民族主义领导层，以李光耀和其他受过英文教育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为中心；另一方是左派，他们普遍同情遭到禁止的共产党。此时在自由派的劳工阵线（Labor Front）组建的联合政府氛围下，左派通过组织劳工、统战策略、强调民族主义和去殖民化来发展壮大自己。当左派组织劳工和学生与政府的对抗活动时，李光耀也在致力于自己的统一战线。1957年，左派几乎取得了对人民行动党的控制权，但温和派由于联合政府扣押人民行动党的主要活动分子而得以保存。

　　此后，温和派沿着两条路线巩固权力：一、在党内，李光耀引入了党员的等级制，在普通党员与干部党员之间做出区分，并允许温和派领袖长期在位。在抵制共产党渗透的名义下，人民行动党转变成了一个“用大众政党伪装起来的干部政党”。二、通过选举。人民行动党的领导层提出了颇受欢迎的民族主义纲领，包括了社会服务的提供、经济发展以及与马来西亚合并。1959年，人民行动党赢得了全部选票的53.4%，占据了51个立法会席位中的43个。左派随后脱离人民行动党组建社会主义阵线，李光耀选择融入更加保守的马来西亚联邦以抑制左派。凭借对全民投票的控制，人民行动党诉诸全民投票来决定是否合并入联邦，它利用劳工和教育政策来巩固政治支持，因而轻易赢得了信任投票，自此权力日益巩固，左派开始衰落。

　　1963年，李光耀以国家安全为由实行秘密警察、不经审判的拘捕和压制言论自由的压制措施，通过“冷藏行动”逮捕左派领导人，并在选举过程中抵制极端分子，最终使得左派彻底衰落。但仅仅这样一些消极的政治控制手段并不足以使人民行动党的权力稳固持久，更为重要和根本的因素在于，人民行动党策略性地运用国家资源去构筑支持基础，并笼络和控制潜在的反对派。左派在人民行动党中下层和劳工运动中占据了关键性位置，李光耀首先采取的措施是解散市议会，并把城市政府的职能集中到国家层次上来，人民行动党由此控制了公共服务的提供，尤其是住房。在地方选区，政府和政党的融合日益加深。在政党活动同级开展的地方，新成立的政府机构，比如公民咨询委员会和社区中心，就取代了政党组织的角色和功能。

　　人民行动党对国家的控制结构的形成，源自左派的脱离造成的重大生存危机，工会总会也随之分裂为倾向人民行动党的全国职工总会和倾向社会主义的新加坡工会联合会，劳资纠纷成为两者激烈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伴随严酷压制措施的，是全国职工总会在财政上依附于政府，其领导人也由人民行动党挑选。为了应对官僚集团内部对于其政治策略的抵制，人民行动党发起一场整肃，取消了高级公务员的生活成本补贴，并引入了新的纪律程序，依照公务员对党的态度来决定去留和恩罚。为了驯服官僚集团，李光耀政府还在常规官僚机构之外建立了国营或半国营机构，用以执行其计划，如公用事业委员会（1959）、房屋和城市发展委员会（1960）、经济发展委员会（1961）。

　　到1963年，新加坡新的政治结构逐渐显现。政治权力集中在李光耀和行政机关，立法机关的重要性下降，“甚至连人民行动党本身也变得比它名义上控制的政府更不重要了”。通过改组过的工会运动，地方政府和公务员紧密的组织网络，左派的政治根基逐步被纳入人民行动党的势力范围。但总的来说，那时的私营部门与社会在实力与政治上都是极为弱小的，这为人民行动党的行动与政策提供了相当的自由度。并且，不容忽视的是，二战后的古典发展主义潮流所秉持的经济理念与意识形态是约束市场与保护社会，所以国家干预的权威性并未遭遇到太多质疑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