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默斯•约翰逊（Charmers Johnson）在其影响深远的日本经济奇迹研究著述中，以这样的话作结：日本经济导向型国家制度的建立是日本创新和实践的产物，所有国家都应该根据自身条件建构他们自己的国家发展制度。这句话让我喜不自禁，既因为它与我们长期浸淫其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有异曲同工之妙，还因为约翰逊耗时十数年证明了日本的成功绝非西方化、市场化那般简单，每个国家的成败自有内在机缘，不可模仿，甚至也难以借鉴。在国家的发展问题上，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不仅仅是统治集团或攻或守的意识形态堡——如当初甚嚣尘上的“儒家文化圈”，还关涉到后发国家政治转型的重重险境与障碍——英国、美国、日本，每个榜样都具有不可复制的独特性，在多大程度与哪些方面借鉴西方或者借鉴东方，实在是各国政治发展与转型中最重大的课题，须谨慎小心。

　　本文要讨论的是新加坡与无往不胜的人民行动党的榜样问题。做为一个疆土面积、人口、资源与市场都极其有限的城市经济体国家，新加坡与中国的区别可谓是天壤之别。新加坡之所以能入正在探寻政治经济转型门径的中国的法眼，原因非常简单，同为一党制威权政权，人民行动党顶住了第三波民主化的潮流压力，成功地完成了威权家长制的现代转型和长久执政，也许还建立起新加坡经济持续发展的机制。中国通乔•史塔威尔（Joe Studwell）曾不无幽默地指出：像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和中国大陆这样华人占绝对多数的社会里，推崇文化发展论被本地的和殖民的政客用来解释各种各样明显不合理的社会控制。向新加坡学习的姿态还印证了格迪斯（Barbara Geddes）对于威权政权的研究：一党制政权的存续时间要长过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政权，但一党制政权内领导层的斗争通常不会引发转型。

　　今日中国官学两界对新加坡政治与治理模式的推崇，清廉、法治严明和人人有居所的社会稳定有序与福利状况，既反衬了中国政治与社会的贫富差距与法治不力、腐败盛行状况，也提供了中国政治未来发展的目标与愿景。但问题在于，目标可以同一，路径恐怕难以同一，如若一厢情愿地以为新加坡只是因为坚持了一党制而轻易实现了这些目标，那么对中国未来政治转型只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本文通过追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崛起与出口导向型工业发展战略的由来、特点及缺陷，来说明为什么人民行动党和新加坡不足以作为中国未来政治与经济发展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