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农民要审慎进城 中国若搞激进城市化可能翻车

　　贺雪峰被称为“华中乡土派”创建人，从90年代双腿跑遍全国，调研得出的结论几乎都是对既往迷思的破除。

　　中国究竟需要怎样的城市化?高歌猛进搞城市化是不是存在问题?著名三农问题专家、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带来了完全不同于主流的观点。

　　这位被称为“华中乡土派”创建人的著名学者从90年代双腿跑遍全国，调研得出的结论几乎都是对既往迷思的破除。“正是长期从事农村调研，形成了我对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的与主流认同差异颇大的观点。”

　　最近几年，贺雪峰的功夫下在土地制度研究，直到系统论述中国城市化的书瓜熟蒂落。新书《城市化的中国道路》，名字无感情色彩，内容却常“离经叛道”。

　　如当前政策强调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而在贺雪峰眼中，中国当务之急该下功夫的却是：传统农业、加工制造业和科技进步。

　　其中“传统农业”十分显眼。乡村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在当前主流话语中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贺雪峰从乡村研究和乡村建设实验一路走来，早在12年前，他就如此写道：“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农村能否充当劳动力的蓄水池和社会的稳定器，对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将具有决定性意义”。

　　而在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呼声很高的“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可能斩断返回乡村的根。在激进的城市化面前，乡土社会面临着被毁的危险。

　　对此温铁军如此评价：“很多城市化率超过70%的发展中国家摔进了发展陷阱而难以自拔，主要原因是在没有形成产业竞争力之前，就毁掉了能够承载危机代价、使国家实现软着陆的乡土社会。由此看，本书作者是在寻找一条防止中国跌入发展陷阱的道路。”

　　贺雪峰痛感学界多懒汉，没有经过亲身调研，想当然地根据国外有什么来判断中国，而看不到中国真真切切发生在每个角落的鲜活的现状。中国是如此特殊，其复杂性必然是超越西方话语的。

　　澎湃新闻记者专访贺雪峰的出发点来自李克强总理对城镇化的强调，和今年以来“新型城镇化”带来的政策影响力。面对衡量中国城市化的问题，贺雪峰所做的是根本的思想辟清。

　　他认为中国不必妄自菲薄，体制性的城乡二元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正在由过去剥削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变成保护性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个时候不研究具体问题，只抽象地根据意识形态站队是不行的。他提醒，资本下乡和土地流转存在危险，稳健的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之福，而激进的城镇化很可能翻车。

　　让我们听贺雪峰娓娓道来。

　　发展中国家搞的城市化几乎没有好的

　　在争论中国要什么样的城市化之前，先要了解怎样衡量一个城市的城市化。要看的指标无非是两个，城市化率的高低，和城市化的好坏。让我们看看二者在全世界的城市状况如何。

　　城市化率很容易统计，中国现在的城市化率是53%，印度的城市化率是35%，拉美有很多城市化率达到80%，欧美都比较高，80%左右。很容易发现，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都很高，而发展中国家有的城市化率高，有的低。发展中国家中城市化率高的有80%，低的只有百分之十几。中国算是其中比较高的了。

　　再从城市化的好坏来看。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好”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基础设施很完善，第二没有大规模的贫民窟，第三进城的人口有稳定、正规的就业，非正规的小商小贩、打点临工、赚点小钱的情况比较少。对于少数没有正规就业的、低收入的人，社会也对他有比较好的保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对生育的社会救助力度也比较大。绝大多数进城人口可以在城市体面而有尊严地生存下来。

　　亚非拉地区的城市化则呈现了截然不同的面貌。这些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鲜有城市化好的，它的不好也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基础设施不完善，治安不良，卫生条件不好。

　　第二，最突出的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都有大规模贫民窟，而且城市贫民窟人口占比极大，甚至占到全部人口的1/3左右。比如印度的孟买，30%的人口在贫民窟，那么这个贫民窟就很恐怖。

　　第三，进城人员很难获得正规就业，就业不稳定，收入低，缺乏社会保障。印度的正规就业的人只达到百分之十几，大量进城人员没有固定的住所，其中收入低的，既不体面，又无尊严，吃了上顿没下顿，对人生是没有希望的，过好当下就差不多了。要对这样没希望的人群进行社会治理，是非常困难的。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发展中的国家的人均GDP只有那么高，中国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10，印度可能连1/10也没有。发展中国家又处于整个全球分工价值链的最底端，其产品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而且国家不可能给没尊严的人提供广泛的救助，因为所有国家都是多数救助少数。

　　所以，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好的，几乎没有。你去看人口基数超过5000万的国家，皆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