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市场化先行者
“央企代表国家部委，华润代表外经贸部，招商局代表交通部，在划归国资委之前都代表某一部委利益，因此有资源特权。”《香港中资企业》作者、曾于1996-2002年在香港中资企业工作的郭国灿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不过他表示，随着这些在港央企逐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它们“政企不分”的状况基本上结束了，如今这些企业早就是市场化的受益者。
在招商局旗下某公司员工季小冰看来，自己的公司和其他香港公司没有任何区别。“虽然我们的合作伙伴有时候会特地提到我们的背景，但我都只把这个当做一种恭维。”她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在香港这样的地方，我们走的是完全透明的市场化路线。否则怎么跟周边的国际化公司竞争?”季也并不觉得自己的薪水较之同行业有何优势，“不管在哪里上班，都是看你的能力给薪水的。”
郭国灿则表示，在他原来的公司深业控股，其待遇是在内地工作时的4倍。“我还能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基本上是一套国际化的准则，例如会计准则。去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路演’、‘染红’等资本炒作概念。现在国内资本市场流行的很多东西都是从（香港）那边搬过来的。”
大部分在港央企，高管和少量中层业务骨干主要来自内地，其他大部分基层员工聘请的都是香港本地人。在香港的商业环境中，竞争是企业最自然最朴素的意识，即便是从内地进入香港的，也在适应这一氛围。“可能有些过来的中层领导真的是有背景的，”季小冰表示，“但是从他们平时的行事风格，还真看不出来。能让大家去猜测他们身份的，是普通话口音。”
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引入市场经济，再到1993年底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来，国企改革进行了不同形态的数轮调整。早期国企改革集中体现为“放权”，而越到后来越强调“制度建设”。部分在港央企在这一进程中始终走在内地国企的前面。
1980年代初，招商局在开发蛇口港的时候，就突破了过去国家财政拨款建设港口、国家划分港口腹地、国家计划固定货源的传统做法，坚持“自筹资金、自辟货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原则，将成本控制和投资回报摆在企业发展的核心位置。这在还处于“大锅饭”思维的内地算得上是“吃螃蟹”的壮举。而身为央企的华润于1983年再次改组、扩大，开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后期制度建设则脱胎于“（19）97亚洲金融风暴”。郭国灿介绍说，1980—1990年代异常繁盛的“窗口贸易”彼时走到了尽头，加上因香港1997年回归在股市上掀起的“红筹狂飙”退潮，香港中资企业无论投资模式还是管理模式都需要作出新的改变。
华润是典型案例。1999年，刚入主华润的宁高宁首次提出加强经营管控的“6S”管理体系，在此基础之上，华润率先于其他香港中资企业完成了减负“瘦身”的任务。2001年以“再造华润”为契机，大举北上，投资内地，由此从一个从事外贸的公司，转型成为实业界的霸主。
不过，与招商局早早选择北上战略不同，一直到2000年左右，华润80%的资产和业务仍集中在香港。
“蛇口是招商局带过来的，华侨城是港中旅带过来的，中国城市开放的模式都是由香港中资企业带过来的。尽管央企们拥有不少特权，但绝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们的功劳。”郭国灿说。在他看来，这些央企成功地借助了香港完善的市场体制和成熟的资本市场，来积极推进自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