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地方，滥发红头文件的乱象已屡见不鲜。湖南双峰县竟然出现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为一个犯罪嫌疑人请求“取保候审”的闹剧。
原标题：红头文件里的“政治”
“国务院决不发空头文件，所有政策措施必须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在2014年5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李克强态度坚决地强调政策落实的重要性。
在党政体系中，李克强所说的“文件”主要指“红头文件”。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的定义，“红头文件”指的是“我国除了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法律性的文件以外的规范性文件，是针对特定的组织给出相应的通知或者规范性的要求，是仅次于法律、法规、规章的政府文件。”
从形式上看，红头文件具有鲜红的文头以及盖着红印章的文尾。严肃、权威、庄重、规范是红头文件最重要的特征。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文件就是其组织、管理、运作的核心方式之一。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件始终是贯穿中国体制运行的最基本工具之一。作为当下治国理政的主要手段，一份“红头文件”的起草、传达、落实过程，更是理解中国政治的绝好切口。
“一级一级发通知”
通常而言，发布一份红头文件的决定权在领导手里。山东省一位街道办办公室副主任如此描述一份红头文件的起草过程：
“先开领导班子会议，比如街道为迎接‘七一’要搞个庆祝活动，各科室和社区都要出节目，需要起草一个文件。班子会议决定这个事交给一个分管领导负责，如副书记；他再找负责党建的科室起草。科室起草完后再交给副书记签字，然后再交给主要领导签字，就可以出文件了。”
红头文件的起草过程并没有看上去简单，通常都要一周时间。起草时，负责科室既要严格贯彻上级意图，又要把本单位领导的思路写进去。其中遣词造句又要特别讲究，比如对下级机构完成任务的方法、手段、时间都要做出明确规定，起草人员都要与主管领导反复沟通修改。
早在1990年，习近平就在《秘书工作的风范》文章中强调，“办公室起草的文件，并不要求文字要多优美，但一定要严谨，这要求决不过分，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工作决策问题。”
红头文件都有文号，从年初第一份开始依次排序，比如北京市朝阳区发布的文件，就是京朝××号。红头文件通常由党政机构办公室下发，每下发一份红头文件，办公室都要对红头文件的电子版和纸质版留底存档。
对于来自上级单位的红头文件，办公室人员收到之后要做一系列登记：来文单位，文件字号，题目是什么，送给了谁，哪天接到的，什么时候送出的。“有时候上级文件来了，领导要召集大家开个会，把文件念给大家听。”一位曾在某省会市政府秘书部门工作的人士解释：这个过程叫“传达文件”，“念文件要忠实原稿，不能随便加话。”
传达文件并非一定要经过会议，但是会议的不可替代性在于，它提供了政治参与的在场感。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景跃进曾访谈过一位老干部，“他说刚解放时，条件差，文件是油印的，纸张也是薄薄的，而且文件的印制数量有限，因此开会作记录是必要的动作。回去后，要传达上级的会议精神，所以无论是念文件的，还是作记录的，都需要全神贯注，否则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会出现偏差。”
如今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红头文件不但印制得漂亮，在一些重要会议场合，与会者往往人人手中都有一份。
由于出台和下发一份红头文件非常麻烦，文件起草者并不愿意发文，但一些领导却爱用文件推动工作。人社部一位官员透露，“领导推动的文件稍多一些，要是中央领导批示，就得赶紧做。”一位地方的区人社局副局长也说：“自己单位发文的情况很少，不过，关于人事任免一定要发文。”
按照惯例，当上级出台一份红头文件时，下级必须做出必要回应。“怎么样体现呢？第一是成立领导小组，第二就是再出个文件来贯彻落实。”一位省直机关干部坦言：“它是一个象征。”
2012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八项规定”，其中提到“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要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
“基层如何领会中央意图？还得一级一级下发通知。”上述山东街道干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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