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救火队长”岗位工作时间较长的，有原安徽阜阳市长孙云飞。2005年阜阳大头娃娃事件有了处理结论，原市长被免职，孙云飞接任市长。工作5年后，孙于2011年升任安徽六安市委书记。
官员“救火”之后，一般都会从“救火”时的位置直接提拔到更高职位，一般不会再有“平级调动”之后再提拔。
去县一级“救火”的官员往往升迁较快，而往更高层级“救火”的官员，升迁就有难度。
目前还待在“救火队长”岗位的是李智富。2010年9月，江西宜黄发生拆迁事件，李智富由江西省统计局副局长调任抚州市委常委兼宜黄县委书记。2011年5月，抚州临川区发生爆炸，李智富再次救火，出任临川区委书记。虽然暂时未获升迁，但两次救火足以显示对他工作的肯定，生于1962年的李智富在副厅级干部中也算相对年轻。
另外，山西襄汾溃坝事件发生后，谢海从阳泉市委书记调任临汾市委书记，目前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委主任。生于1953年的他，是为数不多的未获升迁的一个。
谁能“救火”
2014年2月，东莞的色情业被曝光后，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局长杨江华火速“空降”东莞，任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有细心记者“挖”出了杨的履历，发现他是个“全能”警察，先后担任过公安厅经侦总队队长和禁毒局首任队长，侦破过一系列大案要案。
从政经验丰富，是这些空降的“救火”官员共同的职业特征，他们大多长时间在基层、一线摸爬滚打。地方党政“一把手”被免职后，“救火”官员往往之前都有过地方党政主官的从政经历，少有一直“坐机关”者被“空降”救火的。
一些地方群体性事件发生后新上任的县委书记，仕途几乎都起于县乡，之前都担任过县委书记，有地方一把手的经验，只有少数人只当过县长没当过县委书记。例如2012年7月，四川什邡群体事件发生后，担任什邡市委第一书记的左正时任德阳市副市长，此前担任过县长、县委书记、政法委书记职务。
贵州“瓮安事件”发生后由铜仁地委副专员调任瓮安县委书记的龙长春，此前长期担任过县委书记。新任县长谢晓东也是从基层的乡长、乡党委书记、副县长、县委常委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江西“宜黄拆迁”事件后就任宜黄县委书记的李智富也担任过县长、县委书记，此外还担任过市委农工办主任，熟悉农村工作。
在更高级别的“救火官员”中，从政经验同样被看重。2008年山西发生襄汾溃坝事件后，调任临汾市委书记的谢海此前已在山西阳泉担任市委书记多年。“三鹿奶粉”事件后，出任石家庄市委书记的车俊，在安徽合肥当过市长、市委书记，到河北后先后担任过省委政法委书记、组织部长。任石家庄市委书记时，车俊是以省委副书记身份兼任的。
此外，“高配”往往是救火者的“标配”。“空降”的县委书记大多高配为上级党委常委，少数如石首事件发生后，新任县委书记余红星虽不是市委常委，但很快成为副厅级干部。
例外的是山西襄汾溃坝后，临汾市委书记谢海没有高配。但在过渡时期，山西曾派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长李政文临时主持临汾市委工作，算是“临时高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