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军 资料图片
2014年5月15日，在原西宁市委书记毛小兵被查20天后，青海宣布省委副书记王建军担任西宁市委书记。
这是王建军第二次担任西宁市委书记了—早在2007年，王建军就已是西宁市委书记，2011年升任省委副书记后，他还继续兼任西宁市委书记一年多，后在2012年担任省委专职副书记。
在干部任用中，“回炉”重新担任同一职务的极为少见，王建军的新任命也被解读为具有极强的“救火”意味。
近年来，多起影响较大的官员落马、地方突发性、群体性事件背后，都有当事主官被革职，“救火队长”登场救急。从现实案例看，这些“救火”官员除少数人外，大多数在后几年内得到升迁。回顾这些官员的不同仕途轨迹，不难发现官员任用的些许逻辑。
“救火”经历助推仕途
因为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临危受命前往“救火”的官员，往往是在被问责官员被免职的同时到任。但像青海省委副书记王建军这类接替落马官员的“救火队长”，一般都在涉事官员被免职一段时间后才会到任。
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2012年12月被免职，4个月后，2013年4月新任省委副书记柯尊平才到任。原国资委主任蒋洁敏2013年9月出事，国资委党委书记张毅在主持工作3个月后才正式接任国资委主任。原南京市长季建业是2013年10月被查处的，缪瑞林也直到12月才到任代市长。而原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2014年4月12日被查处后，至今还没有新的人选。
分析他们的简历能看出，这些接替者一般都是“同级提拔重用”，很少有从下级官员中提拔的。
张毅接任国资委主任前已是国资委党委书记，此前担任过宁夏党委书记。缪瑞林当选南京市长前是江苏省副省长，再之前当过宿迁的市长、市委书记，从政经验丰富。
虽然“救火”时一般是同级重用，但“救火”的资历对这些官员未来仕途更进一步，多少会有所助益。如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中，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王勇接替李长江，担任国家质检总局局长不到两年，2010年8月成为国资委主任，2013年出任国务委员，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上届国务院共有8位副秘书长，换届后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只有王勇一人。
本世纪以来，重大事件中挑起“救火”重任的官员，大多已获升迁。和王勇一起救“三鹿奶粉”之火的车俊，担任石家庄市委书记两年后，升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政委，官至正部。当时由承德市委书记转任石家庄市长的艾文礼，2011年升任河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2008年云南孟连事件中，普洱市环保局局长吴朝武赴任孟连县委书记，平息了事件。后来“孟连经验”得到中央领导肯定，2013年吴朝武升任云南省信访局副厅级信访专员、副局长，现在各类各级干部培训中，吴朝武经常被邀讲课。
2008年瓮安事件中临危受命，就任黔南州委常委、瓮安县委书记的龙长春，2011年升任黔西南州州长，官至正厅，2013年又回黔南州担任州委书记。和他一起去瓮安搭班子任县长的解晓东，2011年升任贵州信访局副局长。
瓮安事件中，时任黔南州委书记吴廷述未受关注，事发当月他被调任贵州社科院副院长，时任贵州农业厅长黄家培接任。黄家培也是基层起家的干部，担任过县长、县委书记，地委副书记，出任黔南州委书记4年多以后，2013年升任贵州省政府党组成员。
这些升官的“救火队长”，从到任到提拔，时间长短不一。最短的是石首市委书记余红星，到任两个月就被提拔为副厅级，2012年就任荆州市政协副主席。什邡市委第一书记左正只工作了3个月就升任正厅级的成都市副市长。原启东市委书记费高云当了6个月的“救火队长”后，于2013年2月升任常州市委副书记，目前已任常州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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