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夫当时是村里一名会计，他的罪名是“拿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据他回忆，会计室有一把枪托已经沤烂的气枪，有一天他们几个年轻人拿枪摆弄着玩，第二天就来人把他绑了，说他玩枪时瞄了毛主席像。当时屋里就三个人，周明夫说，他知道是谁举报，但他不愿提名字。
“农民其实都很宽厚。”徐星说，自己问他们，“当年是谁揭发你、打过你，如果那些人还活着，他们就不说，都在一个村子里，怕伤和气。‘文革’时，能把敌人揭发出来就是忠心，大部分人都在漩涡中，所以很多老人理解揭发批斗自己的人。”
周明夫便是如此。当老人看着徐星拿来的写有他罪名的“犯人登记表”时，虽也忍不住说“真可笑”，但他还是觉得“都过去了”。“那时候文化大革命，人都是没有心的。就是谁压倒谁。别人身上垫一下，自己就高一点。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相信。”
不知过去，就没有未来
徐星说，当拍完一个老人的故事，他自己拿着机器独自往回走时，眼眶常常是湿的。
做艺术的人，或许注定敏感且敏锐。
在没有拿起摄像机前，徐星被人称作“作家徐星”。上世纪80年代他创作了小说《无主题变奏》，由《人民文学》杂志刊发，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由传统转入现代的标志性作品之一。此后，他赴德国讲学居住多年，1994年回国至今。
即便收获了名声，但在物质上，徐星似乎一直没有特别富裕过。他笑说自己是最底层的“三无”人员——无房、无车、无工作。
但徐星却有大把力挺他的朋友。《罪行摘要》拍了三年，花了18万，很大一部分钱都是朋友无偿赞助的。
而在后期剪辑制作时，两个年轻人——科影厂导演于莫浮、腾讯网张慧聪，一直利用周末休假无偿帮徐星的忙。“不仅是助手，我和他俩现在都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徐星说，从这两个有理想且正直的年轻人身上，他也更多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拍片时，钱是徐星最大的心魔。“吃什么，怎么住，都要考虑。”进村进镇徐星不敢叫出租车，都是坐农民的摩托。有时，为了相差一百元的房费，他会拖着行李拿着器材走上好几公里。“不为别的，就是担心没钱了，这个事情做不成了。”
偶尔，58岁的徐星背着30公斤的装备走在雨后泥泞的山路上，也会感觉疲惫不堪，甚至有点软弱。他会在心里发问，自己一个“三无”人员做这些是为什么？这难道不是国家该做的事吗？但想着想着他又会嘲笑自己。“我的命运和这样一件事情碰撞了，结合到一起，我很骄傲。我命里注定有这个光荣，我可以享受这个光荣。”
让徐星享受的，还有老人们回馈给他的信任与真诚。
《罪行摘要》杭州放映会，赶来的胡俊录、程德华、翁志渝一下车就递给徐星一个塑料桶，里面装的是他爱喝的建德荞麦烧酒。“有时我想，天天和他们坐着喝荞麦烧也挺好。”
但徐星停不下来。他说自己推崇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士”的要求，“这会告诉你如何成为精神上的贵族，就是要参与社会生活”。徐星不喜欢空喊口号，他觉得人应当知行合一，踏实做事，真真正正行于路上。
《在路上》是影响过徐星的小说，也是他人生状态的某个注脚。
作为成长于“文革”时期的人，11岁时，徐星父母被下放到不同地方，他随母亲到了西北一个小县城。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30多个小时的火车，加上两天一夜的卡车山路让他第一次接触到民间。民生的贫穷破败凋敝荒凉，“文革”派性中人们的粗俗野蛮尽入他童年的眼底。
半年后，母亲为了能让徐星受到稍好的教育，把他送回北京。此后，为看母亲，徐星一年出门两次，一路上，他所看到的和在学校里听到的完全不同。目之所及的饥饿贫穷，让12岁的徐星早早成了一个怀疑论者。
16岁时的一场单相思式初恋，让徐星写出了一封对时局充满怀疑的匿名信，或说情书。但就是这封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文革”不满的信件，非但没有让徐星收获爱情，反而把他送进了拘留所。2007年，徐星完成了以初恋为线索的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
片中另一位主人公，则是当年惨死在学生手中的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卞死后，丈夫王晶垚用尽所有积蓄买了部120相机，拍下妻子布满伤痕的遗体。徐星当年采访到王晶垚，老先生对着镜头说：我要记录历史，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暴行。
面对一种说法——“文革”中没有无辜的人，都是互害。徐星觉得，这话一定程度上是事实，“但如果你看看今天的一些地方官员如何疯狂地将GDP作为政绩，你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文革’时会炮制出那么多没有丝毫反抗能力、社会底层的‘阶级敌人’。”
在徐星看来，不知过去，就没有未来。而他多年所做的，不过是记录历史，记录过去。
如果说，历史是一个客观的进程，历史的记忆却是人为的构建。历史若被曲解、阉割、遗忘，则意味着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扭曲和中断。而徐星觉得，“常常是一个有力量的细节，就能戳穿层层覆盖历史的谎言。”
这些年常有人问徐星，为何愿意花时间、精力，和底层没有话语权的人打交道？为什么要记录他们的故事？为什么不能过得轻松一点？
3月29日杭州那场《罪行摘要》放映会上，现场展板印着徐星的一句话，“我期望以后的年轻人，不再生活在谎言中，这就是我拍下去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