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被冤枉，这些年，老人们不可能没有想过赔偿。他们也抱怨，为什么工人、知识分子都有补偿，就农民没有？“越没有反抗能力的人，承受的压力越大。西方有句谚语，穷人的税是最高的。”徐星感慨。
提到赔偿一事，程德华说，当年他们几个被放回家后，试图找过当地政府，政府给出的回应是：现在国家被“四人帮”破坏得厉害，全国都这样。国家有困难，你们要体谅。等国家好了，会慢慢处理。
但一等就是几十年，程德华他们仍旧没等来一个说法。
拍摄时，老人给徐星出示了一纸文件，上面写着：胡俊录、程德华，你们的赔偿申请已收到。按原1980年9月以当时的政策法律，给你们平反。现没有收到对原平反的按《国家赔偿法》予以赔偿，请谅解。落款为：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时间：2010年4月8日。
“我现在不是要赔偿，但我十年在监狱里每天工作12个小时，农忙时工作16个小时，工钱总要给我，哪怕一天算一块钱，扣去吃饭，得给我工钱呐！”杭州的放映会上，程德华有些激动。
“有耶稣和我们同在，什么事情都不怕”
程德华讲话时的“直”，和他到今天仍有些孩子气的脾气有关。和他相比，徐星镜头中的有些老人，则显得胆怯且谨慎。
当年因被朋友诬陷，被判“参加反革命集团，参与策划反革命暴动，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入狱7年的徐兴林就和徐星说，从监狱出来快50年，他一直不敢交朋友。“不要交，彻底交不得”，老人一再强调。
除了对交朋友这件事耿耿于怀，其余的一切，徐兴林似乎又已看开。“政治这东西，说你是你就是。对于我们农村的人，我们这样的人，政府管不了这么多的事情。”
对着镜头聊了自己的故事后，徐兴林和在深圳做珍珠生意的两个女儿通了个电话。“从此后，老人再不接受我任何采访。包括我把片子拍完，送回去给他，老人也说不要看。说女儿骂他了。”不仅如此，徐星也先后接到那两个女儿打来的电话，警告他，不许再骚扰她们的爸爸。徐星觉得有些悲哀，当下一代急于追求更好的生活时，父辈所经历的委屈与苦痛，似乎可以被轻易地甩开扔掉。在他们眼中，天空始终没有出现过霾。
同样让徐星悲哀的是，反观片中那些当事人，曾经的恐惧如今依然清晰地写在他们大多数人脸上。
比如初和老人接触，徐星发现他们几乎都有一个下意识动作，就是讲话前立正站好。“为什么？因为监狱里和看守说话，都要立正。”
但徐星有一套和老人熟络的方法。通常就是放下摄像机，和他们聊天。谈谈生活，谈谈日子，谈谈老婆孩子，谈谈吃饭喝酒，谈谈村干部腐败……
交流之后，老人们会相对放松。林品新就是坐在自家门口新刨出的番薯堆旁接受的徐星采访。
林品新是22张“犯人登记表”中获罪最重的，判了20年，罪名是“冒名借刀杀人，书写反革命信件”，被抓那年他25岁。林品新承认，自己的确写过一封信，主要是对“文革”有疑问，具体内容，他已记不清。
但这个只读过小学的农民，就为这封信，成了“重犯”，在十里丰农场的第一年，他每天戴着56斤的脚镣下地劳动。
徐星镜头里的林品新并不是个善于交谈的人，他甚至有点木讷，每个问题都要想很久，似乎这样才能组织好语言。他会撩起裤腿，把曾经戴着重镣、已经变形的双脚给徐星看。而这熬进皮肉的人生细节，或许已强于任何语言。
林品新说，他想让自己的胆子变大一点。“信耶稣。就是信耶稣。有耶稣和我们同在，什么事情不怕。”他对徐星说。
拍摄时，林品新87岁的父亲忽然闯入镜头。他挑着一个担子，里面全是番薯，徐星走过去掂掂，大概有100斤重。“林品新的父母都八十多岁，依旧种地、挑红薯，住风雨飘摇的木房子，窗户都没有。至于老婆，早就离他而去。”
在寻访中徐星发现，这些当事人在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接下来的处境就是亲人和他们划清界限。老人们和徐星讲得最多的两个词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但其实不能怪妻子们，尤其是她们当中年轻有几分姿色些的。她们因丈夫服刑，政治地位低下，任人宰割，任人欺凌，无力反抗，她们在村子里的遭遇，我真的无力描述，我甚至都无法面对。”徐星感慨。
但周明夫的妻子是个异数，她执拗地等回了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