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志渝讲“没有”，审讯员就用枪把子在他脑袋后面狠敲一下。不说，再敲。如此情形，翁志渝觉得，对方是一定要问出个名称来。
想到这里，他开始每日冥思苦想，目的是给自己和同伴凭空想出个罪。这个罪不至于让大家判死刑、判无期徒刑，但没有罪就得天天挨打。他们几个早晚会被打死。
翁志渝想，叫“反共救国军”，那准得枪毙；叫“劳动党”，基本还是枪毙。但这些词都是他从报上看来的，自己也搞不清什么意思。
最终，同样是从报上读到的“启蒙”一词，在一次审讯中，被翁志渝“供认”为小组名称。
打他的审讯员听到“启蒙”停了手，但不解其意。翁志渝解释说：“小孩子，六七岁没念书，去学校受教育，叫启蒙，就是不要懵懵懂懂。”
“那你这个启蒙是什么意思？”对方问。
翁志渝索性把藏在心里的疑问说出来，在他看来，当年大喇叭天天唱“中国出了个大救星”，《国际歌》又唱“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同样是唱歌，一个说大救星，一个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那中国是不是个人迷信？于是，面对审讯员的追问，翁志渝说，启蒙就是不要搞迷信，不要搞个人崇拜。毛主席就是个人崇拜。
审讯员听后大惊失色，狠狠打了翁志渝一下，并喝道：“你这家伙真反动，枪毙你！”
翁志渝想，枪毙就枪毙吧，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但他并没被枪毙，只是很快被定了罪——“启蒙”之后被安上了“核心领导小组反革命集团”几个字，他和胡俊录、程德华、李春生作为该集团首犯，被投进十里丰农场。
如果不是徐星来拍片，出狱后的程德华和翁志渝恐怕很难出现在同一个场合。多年来，程德华对翁志渝始终有怨气，觉得如果不是他编出“启蒙”，他们也不会被莫名扯进什么“集团”。但翁志渝却觉得，他们当初躲也躲不掉，“那时候我们已经被锁定了啊”。
拍摄时，徐星一直试图调解二人关系。他把他们拉上饭桌，好酒好菜摆得满满，他自己则充当和事佬。两个老人最终抱在一起，翁志渝老泪纵横，口中念着：“我们是老朋友，我们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啊。”
也许自始至终，程德华的心里是同意老朋友那句“我们被锁定了啊”。因为谈及往事时，他曾这样说：“为了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人为给我们炮制了这么一个事件。反正我们是个模特。”
“我不是要赔偿，但工钱总要给我”
多年来，翁志渝都觉得委屈，因为老朋友一直误会他。他说自己当年是一心保护程德华、胡俊录的。当初他和李春生打过招呼，他俩是光棍，责任尽量他们挑，照顾那些有老婆孩子的。“可李春生死了，死无对证。”翁志渝说得无奈。
但人生更深一层的无奈在于，当最终事与愿违，任何美好的初衷都显得不足为道。
被释放后的翁志渝在老父亲的带领下做起苗木生意，村里有个年轻姑娘追求他，成了他的老婆。程德华却过得惨淡，出狱后他脾气暴躁，一次吵架后老婆被他打跑。
“他(程德华)后来的性格有个人的原因，但根源在哪里？”在徐星看来，几十年前的那场无妄之灾已牢牢刻进老人的血肉里。
程德华生活的拮据时时闪现在徐星镜头中。比如生病，他会找最便宜的药片。对他而言，生死之间，已没有深不见底的鸿沟。七十多岁的他常说，早就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人，还有什么可怕。
一开始拍摄，徐星就和程德华这些老人说过，自己什么也帮不了他们。凭他一己之力，没法替他们平反伸冤或是解决问题，他只是希望他们的经历能被人知道。话虽如此，拍摄完成，徐星还是自己掏钱，给程德华买了20年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别的我帮不了，如果他活到90岁，这个保险也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