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农民忆文革被打旧事：为何知识分子有补偿我没有
在偶然发现22张“文革”时期“现行反革命”犯人登记表后，作家导演徐星开始了孤身一人的寻访拍摄。他几乎走遍浙江农村，先后找到表格中12位老人，倾听记录这些底层农民因言获罪含冤入狱的故事。年过古稀的老人和徐星讲得最多的两个词，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他们对过往的回忆，也令险些湮没的历史在胶片中凝住
文｜《小康》记者罗屿
2014年3月29日，周六，杭州凡人咖啡馆。下午两点，导演徐星的纪录片《罪行摘要》将在这里放映。
活动开始前，徐星一直守在门外。
一辆车停下，他快步迎上去。
三个老人从车中探出身，徐星边和他们唠着热络家常，边伸手扶他们下车。大概是怕老人碰到头，徐星把手很自然地搭在了车门框上。
为了这次放映，老人们坐了几个小时的车从浙江建德赶来。他们是《罪行摘要》一片的主角——“文革”时含冤入狱的农民胡俊录、程德华、翁志渝。
然而，徐星在片中记录下的面孔，远不止这三人。
2011年，徐星在北京宋庄结识了画家贾和震，贾在“文革”中因“现行反革命罪”在浙江衢州十里丰农场劳改十年。
贾是“墙报犯”，负责写墙报、编画刊，誊抄“文革”期间“犯人登记表”也是其工作之一。这些登记表记录了犯人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简要犯罪事实，等等。当年在狱中，贾曾利用登记表背面偷偷作画，并在出狱后将它们带了出来。
徐星因此得以见到22份“犯人登记表”，表格中的“犯人”大都是农民，来自浙江不同地区。他们所犯罪名五花八门：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冒名“借刀杀人”书写反革命信件、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等等。
这些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罪名，却让这22个农民被判7年至20年刑期。
十里丰农场成了他们青春乃至人生的埋葬地。
看到这些登记表，徐星觉得应第一时间找到这些人。他们是谁？获罪背后有怎样的隐情？出狱后又有怎样的人生？
“多年来对‘文革’的反思，底层受害者通常不被提及，尤其是农民。他们没有显赫的身份、没有名声、没有学识，他们因‘反革命罪’被判入狱，但进就进去，出就出来，没有解释、没有补偿。数量庞大的农民的故事正消失在浩大的历史之中。”徐星说，希望自己做些事，能填补这个空白。
因此，也就有了之后三年他孤身一人的探访拍摄旅程。徐星寻人、拍片，最终用镜头记录下14个老人的故事(翁志渝、程德华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22张“犯人登记表”中，但他们作为胡俊录的同案犯，被徐星一同记入片中)，并将120个小时的拍摄素材浓缩至135分钟。
“为了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我们成了模特”
年逾古稀的胡俊录、程德华、翁志渝，并不在乎建德与杭州之间，来回几百公里的舟车劳顿。杭州放映会现场，他们说自己感激徐星，不为别的，就为这个北京来的扛摄像机的大个子男人，是唯一愿意坐下来听他们唠唠“过去事儿”的人。
几十年来，他们的人生如被尘封一般，藏于历史的暗角，无人问津。借由徐星的镜头，老人们的故事才露出冰山一角。
在“犯人登记表”上，胡俊录的罪名是：与李春生臭味相投，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参加启蒙核心领导小组反革命集团，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翁志渝、程德华的名字虽未出现在22张“犯人登记表”中，但他们和胡俊录为同案犯，属一个“反革命集团”，而李春生已于几年前去世。
“反革命集团”究竟从何而来？
原来，胡俊录他们几个当年由于出身不好，被划为“黑五类”，因不堪歧视和看不到未来，几个“五类分子”决定成立一个生活互助小组，“谁家有事，可以凑点钱相互帮衬”，但不知被谁告发，几人因此获罪。
翁志渝回忆，1968年6月的一天，他忽然被扣住关了一夜，第二天被押到批斗会，身边不远处，是挨斗的胡俊录、程德华。
下台后，他们被五花大绑关在不同房间。公社干部要求他们坦白都有哪些反动言论、反动行为。几个人一头雾水，不知从何交代。之后，他们便被送进新安江看守所，分别关押审问。
1970年宣判时，胡俊录、程德华发现，自己被莫名卷入一个叫做“启蒙核心领导小组”的“反革命集团”，他俩和翁志渝、李春生一样都是集团骨干。
胡俊录、程德华心里的疑团，只有翁志渝能解开。因为“启蒙”二字，正是他为自己和同伴捏造的罪名。
当年在新安江看守所，翁志渝被提审后，审讯员一直追问：“你们有组织、有纲领、有纪律、有对外联系，名称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