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也要讲政治、讲大局”
学界、实务界对此亦是高度关注：当今，以及未来5年、10年，中国需要更多的专业化大法官，还是更多党政系统出身的大法官？
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崔巍认为，此前，更多党政履历、更懂政治大局的大法官，与此前更多司法系统履历、更为专业化的大法官，各有其所长。
“前者的优势是，政治敏感性强，协调能力强。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要求高院院长，将法律责任与政治责任、社会责任有机地结合，特别是政治责任应放在首位，（前者）在这方面，明显有优势。”崔巍说。
而对于后者，崔巍认为，这些人长期在司法系统工作，有较深的法学功底和司法创新能力，在处理一些疑难重大案件上，显然能更为准确。针对大法官中，越来越多的专家型大法官出现，崔巍认为：“这有利于司法人才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特长，司法人才专业化也是国际趋势。”
不过，在北京理工大学高等司法研究所主任徐昕教授看来，由于中国司法中存在一定的政治因素，因此大法官及首席大法官的产生，并不存在规律性，不少时候都是基于政治的考虑。
徐昕向《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表示，虽然党政官员调任大法官，其本身有优势，比如可以协调更多的关系，可以调动更多的资源，有更强的抗打压能力，但是这不应该是产生大法官的理想路径。
针对目前存在个别人从高校交流到法检系统任职的这一现象，徐昕表示，这种交流更多的是挂职，没有形成一个稳定机制，意义不大。
“将来的大法官产生，应该考虑让更多的司法专业人才参与，让更多律师可以有进入司法系统工作的通道。”徐昕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北京安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法学博士李升泉律师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向本报记者表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基本原则，即法官判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所以，律师更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专业知识比较强的司法型法官出现。
本社记者 叶俊 刘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