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各族百姓，让耕者有其田
剿匪完成后，安全形势虽然好了，但经济上百废待兴。新疆有的地方还存在农奴制残余。全疆地主每人占有土地相当于中农的7倍、贫农的11倍、雇农的120倍，贫困和被虐待是新疆老百姓的生活常态。王震决定从减租反霸入手，改变这种悲惨的状况。
1951年7月，在迪化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的大会上，王震提出减租反霸的许多细则，“对于两种民族形成租佃关系的地区，减租时，一般应采取双方协商的办法进行，不应采取斗争方式，以免引起民族间的仇视”；“对于宗教寺院出租的土地，一般均应按照减租条例依法减租，但在执行中……群众要求减则减之，愿少减者则可少减，不愿减者可暂不减”。
在减租反霸的过程中，王震心很细，把13个民族的风俗习惯都考虑到了。比如，他和群众见面，依习惯握手问候；到群众家里时，听从主人的招待，不在水渠里洗脸洗衣服，不甩手除水，不吃本地民族禁吃的食物，不说本地民族忌讳的话；他还要求土改工作组努力学习维吾尔族语言，不干涉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等等。
经过种种努力，新疆的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顺利进行。1953年底，全疆9个专区、57个县约400万人口完成土改，农民分到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他们对共产党的认同感进一步加强，一些农民在清真寺做乃玛孜(伊斯兰教礼拜)时也为“救星共产党、恩人毛主席、靠山解放军”祈祷。当时，哈密的农民说：“把天下的树变成笔，天下的河变成墨，即使天下人都会写，也写不完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兴修水渠，用爬犁拉石头
发展农业就必须要兴修水利，尤其在新疆这样的地方，每年平均降雨量不足200毫米，有些地方甚至终年无雨。新疆的很多地方，本是汉代屯垦的沃野，但岁月沧桑，都变成一片茫茫沙漠。所以，找水、兴修水利工程成为王震主抓的大事。
兴修水利需要专家，1949年，王震抵达迪化没几天，就约见了水利专家王鹤亭。1944年，军阀盛世才主政新疆时，王鹤亭受国民党政府委派，带领水利勘测队来到新疆，担任新疆水利局第一任局长兼总工程师。1949年12月，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他仍担任水利局局长。
但是，1951年底“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开始后，有人检举王鹤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利用职权贪污了若干两黄金，这使得王鹤亭坐卧不安。对此，王震非常慎重，他亲自登门向王鹤亭了解情况。王鹤亭深受感动，热泪滚滚：“我向司令员(王震)保证，贪污黄金的事情我连影子也不知道。”为了减轻王鹤亭的压力，王震把他调到了石河子荒原去工作。直到王震查明检举缺乏事实根据后，才派人把他接回来。王鹤亭再见到王震时，王震只是问他开垦石河子的事情，只字不提黄金的事，这让王鹤亭再度落泪。从此，在天山南北的高山上、大漠里，都留下了这位水利专家的身影。
另一名修渠的老工程师樊宝云也被王震感动了。1947年，时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在迪化修建了一条43公里长的和平渠，但由于工程质量差，渗漏严重，无法满足下游垦荒的需要。王震很重视和平渠，想让驻守迪化的第十七师把和平渠整修成70公里长、防渗漏的大水渠。于是，他请老工程师樊宝云来设计。樊宝云犯了难：修这条渠，光两岸的干砌片石就需7000方(立方米)，一方若按3000斤计算的话，用100辆汽车也得运一个月，当时新疆军队没几辆汽车，根本行不通。樊宝云把困难跟王震一说，王震哈哈大笑：“咱们没汽车，可有‘拖拉机’嘛！5天之后，请你看‘拖拉机’吧！”
王震口中的“拖拉机”就是爬犁。仅十几天时间，第四十九团就制造了1400多架爬犁。1950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初五，迪化三甬碑至红山嘴之间20多公里的雪路上人山人海，人们往爬犁上装石头，在雪路上奔跑着。而跑在最前面的，就是穿着旧棉军衣的王震，他和大伙一起拉石头，干劲十足。有了王震的带头作用，地方机关工作人员也纷纷上阵，不到几天工夫，他们拉运的石头已堆积如山。
樊宝云被深深感动了，他在日记里写道：“王震司令员提出用人力拉石头，我口不说心里却想，简直是笑话。嘿！事实和我想的完全不同，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军队。营长、团长、师长，乃至军长、司令员、政委，都同战士一起拉石头，这是天下的大奇迹！”靠着官兵们顽强拼搏的精神，到1950年底，新疆部队在天山南北各地共修建水渠32条，总长1235公里，可灌溉耕地127万亩。
搞水利建设，难免损伤底层民众的利益。王震是农民出身，了解农民，对各族底层民众充满柔情。军队在修建库尔勒十八团大渠时，按施工设计，渠道本来要穿过一户维吾尔族群众家的院子，但因为有一些果树，这家人始终不愿意搬迁。王震知道后说：“部队搞生产绝对不能侵犯群众的利益，尤其是要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意愿。”最终，渠道改线，绕过这户人家，但承诺修好后仍然给这家人供水。此事一传开，少数民族群众都说：“解放军亚克西(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