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在社会矛盾凸显期，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相互激荡”，“社交网络的发展带来机遇，同时也对开展舆论引导、规范网络传播秩序带来了新挑战。”
过去20年里，中国互联网管理一直随着网络发展不断调整，从协调小组到领导小组，经历了由虚到实、由弱到强的转变。
那些专门做网络盗号生意的人要小心了。从2014年3月底到12月，工信部、公安部将联合开展以打击网络盗号为主的专项治理行动，“保护网民财产安全”。
消息是从3月13日在北京举办的一场网络安全专项研讨会上传出的。据北京电视台报道，为了实现标本兼治，预计今年将出台个人信息安全领域的相关法规。
这距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简称“中央网信小组”）成立不过半月有余。2月27日该小组在北京成立，组长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担任。
鲜为人知的是，互联网管理早前的领导者是一个少为人知的临时性机构：全国互联网站管理工作协调小组（简称“互联网协调小组”）。
今年是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20周年。从最早打击境外势力、“黄赌毒”，到今天打击网络盗号，20年里，中国互联网管理一直随着网络发展不断调整打击目标。从最早的“协调小组”到现在的“中央领导小组”，网络管理的力度经历了由虚到实、由弱到强的转变。
高规格、常态化
中央网信小组办公室主任由国新办副主任、国信办主任鲁炜担任。最近两年的网络整治行动中，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信办）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常常扮演着网络整治行动发起者和协调者的双重角色。
但在2011年国信办诞生之前，互联网管理工作往往由“互联网协调小组”领导。
诞生于2006年的“互联网协调小组”规格也不低。成员单位包括信息产业部（工信部前身）、国新办、教育部、公安部、国家保密局、解放军总参通信部等15个部委和军方机构，负责指挥的则是中宣部，办公室设在信产部。
根据当时一份文件，中宣部负责对互联网意识形态工作进行宏观协调和指导，工商总局负责互联网企业登记，国新办负责具体协调互联网意识形态管理，统筹宣传文化系统网上管理。
在网络管理上，成员单位并不会悉数出动，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组合”。例如，整治网络低俗信息有时是全国扫黄打非办主导，有时是国新办、中央外宣办牵头。单兵作战的例子也有，公安部和工信部都曾独自发起过打击网络黑客的行动。
国新办是工信部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的领导者。据《南方都市报》2010年年末援引时任国新办主任王晨的话称，互联网管理由国新办、工信部各自承担不同的职责。
作为强力部门之一，公安部往往是雷打不动的固定班底。在几次公安部主导的重大行动中，人们还会看到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身影。它们有时第一时间出台司法解释，为公安部提供“尚方宝剑”。
这样零散搭配的网络管理模式，是当时“九龙治网”的真实写照。
在中央“互联网属地化管理”和“建立常态化的互联网协调机制”的双重要求下，上自省里，下至区县，都纷纷成立了“互联网协调小组”。小组架构和组成单位跟中央大体类似，办公室最早都设在公安部门，最近两年各地跟着中央成立网络信息办之后，基本固定在网信办。
西部某地级市公安局一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早期网络管理公安是主导，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公安局的网监大队，宣传部往往作为配合，现在则由宣传部主导。
互联网协调小组组长一般由常务副省长（副市长）兼任，宣传、公安部门负责人担任副组长。在县区一级，有时也会由党政一把手亲自指挥。“能否落实好中央部署，既事关地方稳定，也会影响上级领导对你的看法，影响个人仕途。”某市一位宣传官员说。
地方上，法院、检察院参与网络管理的例子也俯拾皆是。据重庆《时代信报》报道，2008年1月至9月，重庆市委宣传部牵头通信、公安等13个部门联合展开网络色情专项打击行动。法院、检察院首次参战。报道称，“只要发现违法犯罪活动，就可及时转送各地法院、检察院，程序上争取了时间，能速战速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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