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手段发现真相
2013年，中央巡视组是如何诊出各地官场的问题的？这个疑问随着巡视信息的公开逐渐清晰。
根据巡视条例，巡视组有接访、到下属单位走访调研、与领导和群众个别谈话等权限。而“个别谈话”，是巡视组使用率最高的巡视手段。
湖北一名地级市纪委书记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之所以以“个别谈话”为主，是担心“大家在一起，顾虑较多，很难讲出心里话，更不愿意涉及对某位领导同志的具体评价”。
还有更复杂的情况。“有些干部对某个领导不满意，可是组织找他谈话了解这个干部情况时，他反倒说这个人的好话，好让他早点调走。”2014年3月4日，辽宁省委常委、纪委书记王俊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中央巡视组也曾碰到这个怪现象。2004年12月3日，时任中央巡视组组长任克礼发表署名文章《要解决不讲真话问题》称，“一些干部对巡视组不讲真话的现象比较普遍，说成绩多，讲问题少，一些人即便在谈问题时也明显带有保留，甚或把问题当作成绩来讲。”
为了问出真话，巡视组不得不广撒网，约谈大量地方官员。任克礼曾透露，巡视组每到一地，要和约200名地方官员谈话。中部省份一地级市纪委书记介绍，此次中央巡视组到当地后，大量约谈了各地市州的书记和厅局一把手。
一名原中央巡视组成员对媒体介绍，“个别谈话”遵循层次，第一层是副省级以上领导，除分管工作，个人家庭情况如子女、爱人的职业、收入都要涉及；第二层是厅局级干部，谈话重点侧重于“对省委和省委领导的意见”。此外，还会根据需求找退休干部、企业领导、人大政协干部以及群众逐个面谈。
2013年6月7日上午，南方周末记者在江西南昌观察到，第八巡视组组长王鸿举在驻地相继约谈了江西省纪委、景德镇市、人民日报江西分社等单位的部分厅级官员和武警江西总队的数名高级警官。约谈时间平均十多分钟，偶有较长和较短的。各自所谈内容，保密不对外公开。
对省部级官员可“下沉一级”，到其曾任一把手的地方调查，这是巡视组发现真相的第二重要手段。湖北一名官员透露，中央巡视组在获得湖北原副省长郭有明可能涉嫌违法违纪的线索后，曾去其曾任市委书记的宜昌调查。
南方周末记者统计发现，被中纪委立案调查的上述6名官员，省人大政协的副职占半数。这些官员在原任职地的影响力相对较小，巡视组调查的阻力也相对较小。
中央巡视组获得真实信息的另一个重要渠道，是来信来函和接待来访。
湖南省张家界市政协副秘书长龚厚钦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2012年和2013年，他多次向中央巡视组实名写信举报。“寄完材料我给他们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人说：‘收到了，你放心，肯定会让组长看到’。我问要不要去长沙面谈，他说，‘只要你材料写清楚了，不过来也行，我们肯定会重视。’”
一名接近中央巡视组的纪委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率组到长江三峡集团巡视的中央巡视九组组长侯凯，时任审计署副审计长，专业人士用审计方法，更容易发现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