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红与黑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政商博弈中，经常是不堪一击、令人同情的弱者。然而，有一些“民营企业家”游走在红与黑的边缘，面相暧昧，亦正亦邪，手眼通天，他们集“企业家”、“慈善家”、“大哥”等身份于一身，在不规范的市场秩序中如鱼得水，野蛮生长，凌厉，强势。
刘汉、刘迎霞等密集的政商勾连涉罪事件曝光，展示了中央打击贪腐的决心。而通过这些事件，我们也可透视当代中国民营企业的基本生态，以及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困境与路径。
开篇
广汉启示录
有一次，当地公安局刑警队召开会议，要求全体干警必须参加。当天，很多同志以生病或出差为由请假，缺席甚多。晚上，在当地最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刘某的宴会上，所有干警悉数到场，甚至连一年都没有在单位见到的人都出现了。当然，刑警队长也在。“这群崽子”，他骂道。
这是几年前发生在四川广汉的一件事(据新华社报道)。近来，密集的政商勾连的涉罪事件曝光，展示了中央打击贪腐的决心。而通过这些事件，我们也可透视当代中国民营企业的基本生态，以及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困境与路径。
沉默而凌厉的势力
上述的广汉故事，大概很多人都不陌生，尤其对那些来自县城，来自内地三线、四线、五线城市的朋友们来说。笔者在北方某县城听到的本地版本是这样的：有一天，县里那位“首富”、“首善”、“大哥”同几个朋友聊天，说只要他喊一声，县里某某炙手可热的领导就会来。众友狐疑，于是大哥拿起手机 。15分钟后，县里几位主要领导悉数赶到他们的饭局。
曾成杰、李途纯、兰世立……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政商博弈中，终是不堪一击、令人同情的弱者。然而，有一些民营企业家游走在红与黑的边缘，面相暧昧，亦正亦邪，他们集“企业家”、“慈善家”、“大哥”等身份于一身，在畸形的市场秩序中如鱼得水，野蛮生长。在他们坐大之后，暴力与权势成为支配本地市场的唯一准则，正常的商业生态被破坏。甚至，个别这样的“企业家”在与权力深度勾连之后，成为所谓的“第二组织部长”、“影子政府”，地方社会经济政治生态为之全面扭曲。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一方面看，是弱势群体，基本产权保障都远不完善；而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又仿佛权势熏天，横行不法，为百姓痛恨。这种矛盾，令人困惑。而放宽视野，可以发现，这种矛盾现象，并非当代中国所独有。在商品经济高速发展、市民社会萌生而法治秩序不能确立并发挥有力作用之时，这种现象就会泛滥。200年前的西欧如此，19世纪的美国如此，近年来的俄罗斯与东欧社会如此，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亦是如此：合法经营者得不到有力保护，被欺凌，被侵夺，而勾结权贵与民间黑恶势力，则可坐收高额的垄断溢价，于是暴力秩序逐渐取代正常的商业秩序。而要走向现代文明，以及所谓的走出“中等发达国家陷阱”，就在于能否扭转市场秩序的权贵化、暴力化，而建立起真正的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秩序。
法治的市场秩序，最易受到两股势力的侵害，即权贵与民间黑社会。在这两者交相侵逼的夹缝中生存，或者主动攀附、利用它们，与它们合流，成为它们的工具，这是当代许多地方民营企业的基本生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传统较为薄弱的内地小城市，情形通常会更加严重。
在这样的基本生态下，不可能有真正强势的民营企业。刘汉曾经不可一世，然而他的强势，并非“民营企业家”的强势，而是在他身上合流的权贵势力与民间黑恶势力的强势，尤其是前者。所谓的“民营企业家”，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个幌子，是借以变现的渠道、终端而已。
一个商业传统薄弱、而集权传统深厚的民族，在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意图攀附权力、依赖垄断一朝暴富，几乎是具有强烈权力崇拜意识的民众的本能反应。从众多手捧《胡雪岩》传精研商战秘诀的国人那里，可窥一端。而这也并非幻想，而是切合现实的，因为确实有很多走这条路的人成为暴发者，成本很小而收益巨大。越到官本位意识浓厚的地区，人们越可能迷信这个，甚至对之艳羡不已。
获得一个“红帽子”，不仅是面子上的荣耀与心里的安全感，也是打开了一条结交权贵、谋取暴利的通道，所以才有不久前震动全国的衡阳破坏选举事件。事件中，民营企业家正是行贿的主力。据《财经》杂志报道，发生贿选的该届代表团早被讥为“官商代表团”，其90%以上的工农代表名额实际被企业老板占据。
而此事件的败露，也来自于涉案企业家的检举：“心里很不舒服，找了这么多人，很狼狈……”贿选成功，固然高兴，但无论如何，任何一个心理正常的人，都会感到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丧失尊严的事，而你又不得不去做。这就是当代中国企业家的一种生态，近年来多地曝光了类似的贿选案。
不受法治约束的权贵势力，越往上去，越是沉默而凌厉，其神秘莫测，若非难逢的机缘，肉眼凡胎，难窥其详。甚至，根本就看不懂。它所涉足之处，一切市场秩序，统统失效。在刘汉、刘迎霞这样的神秘奇迹背后，正是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市场秩序的覆灭，普通民营经济被驱逐，被消灭。这种现象如有其普遍性，则“中等陷阱”之说即被坐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