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杜月笙、厚黑学
与凌厉而无形的白手套相比，所谓的民间“黑社会”，则是绝对的“小巫”。事实上，“社会”(society)之说，源自近代，本意是指与政治相区分的领域。近代市民阶级兴起，有了市民的私人生活与自由结社，才有“社会”。在政治支配一切、吞并一切的时代，无所谓“社会”，如古希腊的城邦，如计划时代。按这样的界定，中国的“社会”传统，并不发达。“白社会”不发达，“黑社会”这种寄生物自然也难以壮大。20世纪上半叶，上海的“黑社会”一度发达，其背后的基础正是彼时上海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市民阶层兴起，以及租界的分治，使个体自由与结社自由获得充分的释放与施展的舞台。
有一个人，他曾拥有一系列让人炫目的头衔：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董事长、《申报》董事长、《中央日报》常务董事、大东书局主席董事、复旦中学校董，等等。没错，他就是杜月笙。他是青帮头子，“工商界巨子”，“大善士”，“党国要人”，“上海皇帝”。如同摩根、福特、洛克菲勒是“美国梦”的象征一样，他从赤贫到暴发的人生历程也成为上海滩十里洋场的象征。而如同广汉那位四川“首富”、“首善”一样，他的成功之路，也布满了骗局、暴力与不为人知的秘密。
胡雪岩传、杜月笙传，还有厚黑学，早已成为众多有志于做一番事业的国人的必读书目，经过影视浪漫化的杜月笙形象也确实令人神往。黑白兼通，对一些民营企业家来说，大概是引以为豪的境界。近年来，经济勃兴，民间社会崛起，而法治缺失，黑社会由之获得滋生的温床。一些民营企业家，走上“以商养黑，以黑护商”的道路。或者，一些黑道分子，通过巧取豪夺，非法经营，摇身成为“民营企业家”。黑社会是军队与警察之外最大的武装力量，其暴力行为，是市场秩序的主要破坏因素之一。竞标会上，“谁敢举牌，举一次砍条胳膊”就是明证。而面对外媒，那“从来都是赢家，从不失手”的话，也洋溢着“大哥”才有的霸气。
秩序一旦被破坏，就会引来“木桶效应”，劣币驱逐良币，人们争相向下看齐。在许多地区，许多行业，黑白兼通，成为许多民营企业家不得已的选择。重庆的故事，以打黑为名，遵循的却是另外的逻辑。而撇开这个来看，众多的民营企业家涉黑案件，近年来也确实引人注目。
鞍山经营矿业的企业家袁诚家涉黑被抓，据《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报道，他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是很厚道的一个人，对家人、职工都不错。但是，在当地，“涉及矿产的民企若没有一些越轨行为，也很难生存下去”，“当地对矿产的争夺日趋恶化，袁诚家也多次受人欺负，因此意欲成立保矿队”，结果就是报道所说的：“袁诚家蜕变为涉黑组织头目，走向了人生的反面。”再比如，当年“抚顺涉黑第一案”，民营企业家曲全国被抓，同样据上述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对罪名不以为然：“在抚顺，在沈阳，雇佣黑社会势力搞拆迁，对付钉子户是平常事，只不过碰上曲全国倒霉罢了。”
在“红帽子”与“黑社会”之间纠结、周旋，不善攀附者步履维艰，被边缘，被淘汰，而个别成功逢迎者左右逢源，甚至摇身成为代理的资源配置者，凌驾于其他民企甚至国企之上，成为权贵攫取利益的渠道、工具。而市场秩序，则在这红与黑的交相侵逼中，沦陷，失范。这就是最近一系列案件暴露的当代许多地方民营企业的基本生态。
对十几年前读大学的人来说，“建昊奖学金”，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这个由共青团中央与全国学联主持颁发、专为大学生设立的奖学金，招牌闪亮，一时风尚。如今，搜索网页，它仍停留在许多人、许多大学院系的自我简介中。而它的设立者，袁宝璟，8年前即因涉黑案被处决。8年后，他的仇人，也以涉黑之名，面临审判。轮回之叹，没有什么意义，惟愿我们的市场环境，能因此而有进步。（记者 孙乐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