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李云芳
落马的高官（副国级及以上）受审，并非一个新鲜的话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交付法庭审判的副国级及以上官员共计13人。
他们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9名主犯，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原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等。
改革开放以前，对于“被打倒”的领导人的处理，基本采取党内处理手法。
刘少奇的故事众所周知，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其国家主席的职务被剥夺，行动失去自由。被批斗时，刘少奇手拿《宪法》进行抗议。
据《人民日报》报道，当时，林彪出席一次会议，作一次讲话，就可以宣布很多高级领导人为“反党分子”、“坏家伙”、“现在就想杀人”的“野心家”，而且不要调查，不需要证据，不准申辩;江青一句话，就可以置人于绝境或死地。
从1966年至1970年，仅仅根据查有实音的部分讲话录音，江青就信口宣布174人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现行反革命”，其中包括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24人。
又如曾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1970年被审查后，虽有失落感，却并没有恐惧感。因为按照党内斗争的惯例，党内问题是不会转化为司法问题处理的。只要他人还在，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或许还有东山再起的时日。
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纪委恢复设置，对于落马领导人的处理也开始“两步走”，先由中央纪委进行党纪处理，然后针对涉嫌的犯罪问题再移交司法处理。
从“文革”中走过来的很多落马前领导人很不适应这种变化，尤其是对法庭审判颇为害怕。此前还没有把党内问题上升到以法律形式做最终处理的先例。
曾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被告人辩护的律师马克昌回忆，当陈伯达收到起诉书后，变得烦躁不安，坐卧不宁，精神恍惚，时而自言自语嘟囔些什么，时而说：“完了，完了”;“坏了，坏了。”
陈收到法警送达的开庭传票当晚，精神状态十分异常，服了三次安眠药也未能入睡，血压居高不下。
陈伯达不愿自己的问题交付法庭审判，而希望在党内处理，他不停对监管人员和律师絮叨：“我的精神、肉体都是属于党的。党对我怎么处理都行。”
“交给法庭审判，从长远看不一定有好处，不要搞得这么复杂嘛……”
“我的问题是党内问题，运动开始哪有不犯错误的，党内处理可以体谅，现在罪大恶极(指法庭审判)，怎么处理都行，但不是救人的办法。”
“这个法庭我看有点害怕，照那么多相干什么?弄到外面叫别人都知道。”
江青始终深陷在政治斗争、政治审判的思维定式里，即使法庭已经开始审判，她仍然认为只不过是一场政治游戏，因此在审判过程中，依然采取文革式的行事方式，在法庭上存心“胡闹”，宣判后依然大喊“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落马高官一般“爱”犯哪些罪名呢?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人员众多，罪名也多：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伤人罪。
反革命这个罪名的依据是1979年版的《刑法》，定义是“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罪”。
现在这个罪名已成为历史。在1997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反革命罪被危害国家安全罪取代。
陈希同、成克杰和薄熙来等人触犯的罪名共有四个：贪污罪、玩忽职守罪、受贿罪、滥用职权罪。
和此四罪名相比，反革命罪多少带一些政治色彩。然而这已是努力将政治和法律、将“错”与“罪”进行切割的结果了。
当年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有一个基本方针，“审罪不审错。”
据参与该案预审和公诉的王芳回忆，当时中央确定的一条原则是，要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与党在工作中的错误分开。
说得清楚一些，就是只审林彪、江青一伙直接触犯刑律的犯罪行为，不管路线错误。江青一伙的反革命罪行，如果与党中央领导同志的错误和责任有直接牵连的，即使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也不予起诉。
举个例子，江青在接见河南群众组织代表时，煽动说“文攻武卫口号是对的”，造成河南武斗升级，原拟认定为江青罪行。
但经查，中央领导人在此之前，就同意“文攻武卫”口号，江青讲话之后，还给江青一信，要给所谓“左派”发枪，因此就不能作为江青的罪行起诉。
再说得明白一点，当时“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有一个意见：凡是经过毛泽东支持和同意的事件，都不能定有关被告人的罪。
比如，张春桥操纵了一系列夺权事件，但事后都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因此也未列入起诉书中。
用这句话来概括大概比较合适，中国审理前领导人做到了“政治的归政治，法治的归法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