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方乐迪
愤怒这件事情本就是个平常事，即便是颇有政治定力的总书记也不例外。不过，于政治家而言，愤怒即是一种宣泄的手段;愤怒也可以成为一种治理的技巧。最近，一向谦和的习近平就因为衡阳贿选的事情愤怒了一把。
根据内地媒体《财经》的封面文章介绍，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以较大篇幅讲述衡阳贿选案，将其与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联系起来，并质问“衡阳的共产党员到哪儿去了”?当时，他连声追问六个“到哪儿去了”。
习近平还有一次较为著名的“发火”是在其担任国家副主席期间。2009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墨西哥会见华侨时表示，“在国际金融风暴中，中国能够基本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已经是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献。……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习近平的愤怒就来自反华势力的寻衅。
习近平是一个感情充沛的领导人，也更善于对外合理运用和表达自己的情绪。“愤怒”也可以成为一种“亲民style”，譬如对挪用扶贫款表达愤怒之情：“我非常不满意，甚至愤怒的是扶贫款项被截流和挪作他用，和救灾款被挪用一样，那是犯罪行为。必须坚决杜绝，坚决反对，坚决查处”。
如今，打虎和拍苍蝇的反腐运动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事实上，每一任党内最高领导人在反腐上都用心颇多。据库恩所撰写的《江泽民传》记载，江泽民就曾因反腐拍案而起。让江泽民愤怒的案件就是厦门远华走私大案。当江泽民听纪委的领导汇报说，这些人有强有力的庇护者，或者说后台，因而使调查工作受阻时，江泽民非常气愤。“现在我就是你的后台，”江说，“没有人的级别比我更高!”
江泽民主政期间，也多次应对比较棘手的外交问题，包括中美撞机和美军轰炸中国使馆。这两个问题在当时引发了国人的群情激奋，江泽民亦不例外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北约轰炸南联盟是美国‘彻头彻尾的炮舰政策’的一个实例，应该‘引起各国政治家的警惕’……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这一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否则中国人民不会答应。”
而在江泽民主政初期，一次有关意识形态的争论也曾让他很愤怒。据新华网报道，在九十年代初期，社会上流传着一套立场偏左的“万言书”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所指反对的就是当时推行的改革政策，几乎都有同一个观点：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是导致社会主义变质、执政党变质、孳生资产阶级的渊薮。
1997年5月29日，邓小平逝世后3个多月，江泽民来到中央党校发表讲话，强调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这就是针对万言书明显的否定邓小平理论的倾向，表达了中央的意见。江泽民在谈到学风问题时说：“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江泽民还在讲话中重申了邓小平的一句话：“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接受美国华莱士的采访曾让江泽民十分得意，不过香港的记者让这位久经战阵的总书记着实愤怒了一把。《江泽民传》对于这一场景有着生动的描述：
似乎与他在《60分钟》节目中接受采访时的一流表现恰恰相反，几周以后，在一次对香港记者的新闻发布会上，江泽民发火了。当时，一位香港记者问江，他支持董建华连任香港特首是否就等于“钦点”。
江冲着那位记者大声说道：“你们不能故意哄闹，然后说这是一个大新闻，”他是指北京明确支持董的连任，“不要想弄一个大新闻，说现在已经‘钦定’了，然后把我批评一番。”
“我并没有说他是钦定的，”江继续说道，显然对那个别有用心的字眼感到愤怒，“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考虑。你们不能说我们‘钦点’，然后(用你们自己的方式)对我进行批评。”
“你们媒体有必要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江接着说道，仿佛那些记者都是些犯了错误、需要接受训斥的学生一样，“明白这个意思吗?你们(香港人)有一个好处，你们跑到世界各地(报道新闻)，你们比西方记者跑得还快。”
“但问来问去的问题都太简单，有时很幼稚!你们理解不?明白吗?作为一个长者，我必须告诉你们这一点。我不是记者，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生活的真相。”
江泽民在这里用上了一句谚语：“中国有句话叫‘闷声大发财’。但是既然你们如此热情(热衷此事)，如果我一句话都不说也不好。我完全可以说‘无可奉告’，但是你们都会不高兴的。”江显然颇为生气，承认说，“我身经百战，见得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