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国家周刊》：政府积极作为，配合市场平衡，怎么兼顾公平效益？
黄奇帆：一个合理的定价机制很重要。不能坑老百姓，让企业赚暴利，但也要让企业能活下去，有一个合理的、稳定的利润空间。政府是市场的守夜人，要兼顾两头的公平和公正。
因此，在公共服务行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大家要打消所谓垄断的误解，这不是开放不开放的问题，而是市场发育好不好和有没有市场信号的问题。
当市场价格信号没有出现时，就只能靠政府举债去运作，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财经国家周刊》：在一些市场信号逐渐活跃的领域，国企有没有退出的成功案例？
黄奇帆：待到山花烂漫时，国有经济该退就退，而且收益很不错。
我讲一个国有资本10年涨6倍的案例。2003年，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还是民营控股，有30亿元不良资产，每年亏损2亿元，已经到了破产倒闭的边缘。重庆国资当时是挺身救灾，投入6亿元，将注册资本金增加到16亿元，重组了债权债务结构，换了领导班子。企业焕发了活力。
2010年，我们将国信的股权作价28亿元卖给同方股份，其中24亿元投到国信的子公司信托股份，最近挂牌作价26亿元卖给中国人寿，又可以赚2亿元。10年下来，分红收入也有6亿元，累计赚了30亿元。
还有重庆啤酒，拆分股权出售，也是一个国有资本10年涨6倍的案例。可以说，我们完全体现了三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有进有退的精神。
“八大投”转身
《财经国家周刊》：“八大投”给重庆带来了什么？
黄奇帆：这10年，重庆搞基础设施建设，市级政府花了6000亿元，都是投在关键性、支柱性、支撑性、基础性的领域。这都是该花的，不存在浪费和泡沫，“八大投”贡献很大。
总结下来，干了这么几件事：一是3000公里高速公路，投入2000亿元；二是修了1000多公里的铁路，基建是国家投入，地方征地动迁配套了300多亿元；三是1万公里的高等级公路，投了700多亿元；四是修了170公里的地铁轨道，背了1000亿元的债务；五是全市农田水利投入1000亿元，除了中央、地方政府历年拨款400多亿元，500多亿的缺口都是举债的；六是城市道路、大桥和隧道建设，也花了1000多亿元。
《财经国家周刊》：10年下来，“八大投”背了多少债？
黄奇帆：目前，“八大投”实际债务3000亿元左右，通过土地储备的运作，大概平衡了一半。早在2002年，“八大投”中的城投和地产两家集团就储备了40多万亩地，我们自己要制定了一个游戏规则，每年只准用5%的储备地，以做到细水长流。
过去10年，用了20多万亩。并不全部是搞房地产开发，其中一半是用于政府规划的基础设施和科教文卫领域的项目，这是划拨价，降低了政府搞公共服务的征地费用。
10万亩投入房地产开发，卖了4000亿元，除掉成本1000多亿元，平衡了基础设施建设欠下的2700多亿元债务。加上税收返还和财政补贴，10年下来也有几百亿元，最终我们基础设施建设只欠了3000亿元。
大家觉得3000亿元很多，但我们干了6000亿元的事。还有20万亩的土地储备。今后20年是重庆城市化重要发展期，储备地将继续发挥融资作用。凡懂得资本运作的，很容易算得清楚这个账。
不能一说举债，就抨击地方政府乱作为。
政府预算内财政收支平衡，指的是政府在维持日常运行中，应该量入为出，不能打赤字的，这是我们财政的基本纪律。但搞基础设施，一般一个设施用30年、50年，可以用三五十年的收入来平衡它，但设施建设周期不可能搞三五十年，要两三年建成，这种情况下就会以时间换空间，会出现债务。而且，总有一些基础设施是无法收费的，不能够以收抵支。只要量入为出，不打赤字，有可靠的偿债来源，适度举债是必要的。
《财经国家周刊》：举债原因不难理解，但债务风险如何防范？
黄奇帆：前面我讲到，投融资平台、政府举债、土地财政都是事出有因，有其合理性，只要做到“五个不”，就会规范发展。做不到，事情就会变坏。一是投融资平台举债，能发企业债的发企业债，能从银行贷款的从银行贷款，不要去举“砍头债”、高利贷等。
二是不能搞浮夸工程，要算好投入产出这本账。最近一个项目报到我这儿，要搞50万平方米的换乘枢纽，上海也才搞10多万平方米，被我退回去了，最后砍到15万平方米，资金省掉三分之二。
三是土地储备不能一下子抵押光，要做到细水长流。
四是土地买卖，要生地变熟地，升值了后卖，有规划地卖，而且是走招拍挂的程序。
五是城市建设中，只要发现有市场信号，就要创造边界条件，把原来只能政府提供的服务转化为市场运作。
《财经国家周刊》：今后“八大投”的发展方向会调整吗？
黄奇帆：当初之所以有“八大投”，是考虑其后10年一个领域若要投资千亿元以上，就可以搞一个投资集团。政府不投资，社会资本是不愿意干的，这是它们发展的理由。既不过大，也不过小，千亿元规模定一个。
今后，“八大投”会根据情况变化，进行三个方面的调整：
一是完成了某个领域的投资建设任务，就要历史性地退出舞台，或关闭或转业，成为实体产业。像重庆高等级公路建设投资公司，2010年底，由于费改税，重庆7000多公里的二级公路不再收费，路也差不多修完了，这个公司不再从事高等级公路建设工作，市政府将它变更为重庆旅游投资集团，专门从事旅游产业的投资开发。
类似还有重庆能源投资集团，随着2005年电力市场化发展，转身为工商企业，专注煤炭、电力、燃气等领域的经营发展。水投集团与水务股份也已实现整合，主营供水、排水、污水处理和大型水库建设，资产达千亿元。
二是市场信号发展到了可以市场化运作阶段，就可以转化为混合所有制。一旦混合，投融资平台便转身为市场化企业，像高发司，有2300公里已投入运行，整体效益也显现了，若是将股权转让给社会资本，成为混合所有制，其背负的债务就不能算政府的了。
三是根据《决定》精神，转型升级为投资公司，像重庆地产集团，今后将是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公司。土地照样储备，照样卖，一年卖两三万亩，除了用于政府公共支出，积累的资本也可以投资，但它本身并不需要举债。对于它们的未来前景，我是非常看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