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国有企业在重庆近几年发展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的渝富集团以及“八大投”是不少人耳熟能详的名字。重庆国资发展壮大的背后，现任市长黄奇帆功不可没。自2001年溯江而上赴渝至今，他有8年时间兼任重庆国资委书记。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且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作为报告起草人之一的黄奇帆如何理解全会的决定？新形势下，重庆如何再次启动国资改革？《财经国家周刊》为此专访黄奇帆。目前，除了市长的职务外，黄奇帆还担任重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副组长。
以下为《财经国家周刊》专访黄奇帆原文（记者 黄豁 张桂林 皕文）：
重庆市长、改革小组副组长黄奇帆
岁末年初，重庆的国企改革一直牵动着市场的神经。
1月8日，一个雨雾的下午，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专访。简短寒喧之后，他直入主题，用4个小时，详解重庆国企改革的路径。
重庆，依江而立，依山而建。2001年，黄奇帆从长江下游的上海，到长江上游的重庆担任副市长，2010年初担任市长至今。13年时间里，黄奇帆兼任重庆市国资委党委书记长达8年，以其对经济走势的洞悉和掌控能力，通过整合土地资源，以重组促改革，以时间换空间，超前布局，抢占发展先机，将重庆国资推进万亿元俱乐部。
目前，重庆国有资产总额达1.8万亿元，净资产也有几千亿元，形成了“四三三”格局，即金融资产占40%，基础设施建设类资产占30%，工商企业资产占30%。这些资产，主要集中在渝富和“八大投”这九大国资平台上。
2014年，重庆国企再出发。黄奇帆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国企的有效组织形式是混合所有制，重庆将从五个方面推进发展：一是企业整体上市；二是组建投资公司；三是推动未上市企业股权多元化；四是设立产业投资母基金；五是激活市场信号，为非公经济的进入创造条件。
在他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混合所有制，不仅是要促进国有企业集团二三级子公司股权多元化，集团本身也要搞混合。推动整体上市，不要留着壳尾巴。
顺利的话，5-10年后，目前重庆40来个国企集团会调整到30个左右，有20多个国企集团整体上市，两个国有独资的投资公司，还有几个国有独资的产业母基金。
访谈中，黄奇帆提及最多的是“市场信号”，并以此来解释外界对“八大投”举债“垄断”重庆基础设施建设的误读，“这些领域的开放，在某个时段做不成，非不为也，是不能为也”。他说，当市场信号出现，“八大投”也会根据各自情况，择机退出，华丽转身。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无论搞“八大投”，或是渝富集团，抑或是引进跨国企业，黄奇帆和他市政府的同僚们高效地调控着经济活动，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运用扎实的经济学功底和高超的调控技巧来维持整个体系的平衡。
就政府举债而言，重庆市通过10年前的大规模储备土地，接着逐步释放，从而获得较大的土地级差利益，在投资大量基础设施的同时，避免债务过重。黄奇帆说，这是资本运作的一种形态，这个账算得清楚。而重庆实践中形成的一套制度安排亦为重要。未来同样如此。
关于政府家底，关于未来蓝图，关于外界疑惑，黄奇帆侃侃而谈，数字熟稔于心：“总体而言，重庆的新一轮国企改革，是按照三中全会要求，坚持市场导向，以市场化配置国资、重组国企，以深化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是在上一轮改革基础上的延续和创新。”
振聋发聩的声音
《财经国家周刊》：你参与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也是中央宣讲组成员。请谈谈你的体会。
黄奇帆：三中全会《决定》确定了15个领域60个条款，涉及改革的五大方面，经济类改革是重点，通篇最核心的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市场怎么起决定性作用？一是市场有价值规律，不管是商品的价格、公共服务的价格，还是要素的价格，价格会决定资源有效配置的方向；二是市场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交易，交易是持续的过程，交易秩序可以是政府导向而产生，也可以是千万个市场主体在市场活动中形成的，使资源不断得到优化配置，所以，市场起决定作用；三是市场是平等的，市场中各个交易主体、法人主体是平等的，通过机会、规则、权利的平等，决定着资源配置的方向。我国从计划经济走来，政府越位缺位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从基础性到决定性，一词之变，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声音，让大家惊醒过来，知道政府应该做什么。
我自己感觉，这既是经济学原理本身的一个正确论断，也是对计划经济时代习惯动作的变革和干部思想方法的方向性矫正。
《财经国家周刊》：《决定》提出要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并不是全新的提法，但市场对此期待很高，如今要怎么理解混合所有制？
黄奇帆：发展国有资本、非公有资本等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首先要厘清国有经济的概念。任何一个社会，就算非公经济发展到极致，像英美等国家，国有经济比重都会有25%左右。我们国家一般来说，一个地方的国有经济总归有30%左右，非公经济占70%，也差不多到顶了，像广东非公经济比重73%，算是最高的，浙江是71%，重庆是63%。
因此，对国有经济的控制力要全面理解，不一定是数量的比重。纯国有独资，政府容易干预，会扭曲市场信号。实证研究表明，引进多元化投资主体、股权适度分散带来的是企业绩效提高。三中全会对国企布局，提出要走混合所有制道路，决定了下一阶段国企改革的走向，也是整个市场化改革里面的重中之重。
混合所有制概念不算新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就提到股份制、上市公司、中外合资等，但这会儿提出来更具有针对性。
目前，有些国有企业集团的二级、三级公司差不多都已经混合了，有的引进了战略投资者，有的上市了，但大家都认为“混合”局限于下面的子系统、小公司，而企业集团一定要独资，以至于集团层面的母公司绝大多数还是国有独资。
集团公司不搞多元化，让下面的子公司多元化、搞混合，自己拿着企业的高工资，出现一批准官僚衙门，也是国有经济改革过程中“半生不熟”的一种状态。留着一个集团公司的“壳”，好像不留这个“壳”就不是国有企业。这是上一轮改革留下的一个尾巴。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革命”革到了这个层面上来了。这次提出的混合所有制，不是止步于二级、三级公司层面的混合，而是国资委直属的集团公司也要混合了，要在集团公司层面搞混合所有制。我认为要害在这里。这是改革的关键所在。这个意思应该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