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种“混合”法
《财经国家周刊》：未来重庆怎么推动混合所有制？
黄奇帆：搞混合所有制，站在重庆角度，我觉得有五种“混”法。
第一种“混”法，推动国企集团整体上市，不留壳尾巴，这是混合所有制最基本、最普遍，也是最规范、最经典的一种模式。
目前，重庆有40个左右的企业集团，我认为今后至少有24个可以整体上市的，目前有8个集团已经上市，像重庆农商行、重庆银行、西南证券等。其中6个是没有尾巴的，是集团层面的整体上市，两个还留着尾巴，像重庆钢铁基本是整体上市，但还留着一个集团和一部分非钢产业，再比如重庆商社，借重庆百货的壳上市，集团层面还有20%的非上市公司资产。
上市还留着尾巴的，可以通过增发新股、子公司对母公司吸收式兼并。还没有上市的创造条件实现整体上市。重庆大概有20来个企业集团可以做这件事，现在是8个，争取每年做成几个，大体用五六年时间完成。
第二种“混”法，把部分现在合适的集团公司转化为巴菲特式、淡马锡式，或是中投式的投资公司。按一般经济规律，投资公司自身不举债，是资本玩资本，如果有400亿元资本就拿这个玩，但基本不控股，只做股权投资、做战略投资者，因为不控股，财务就不会并表，这样被投入企业的债务也不算它的。它只有股权，没有债务。
玩资本和玩资产不同，它就要追求回报，什么有前景就投哪儿，什么产业运作规范就投哪儿。要搞一批这样的公司。当然，我们不会另起炉灶，外界评价渝富集团相当于重庆的“中投”，还有重庆地产集团，在我脑子里，这两个以后可以变成投资类的公司，但先要实现两个转化：一是公司债务要清零；二是投资方向进行结构性调整。
像渝富集团，总资产800亿，净资产350亿元，400多亿元的债务。它的净资产是非常优质的，还有2万亩土地储备，目前都以储备时的价格记入净资产，如果按目前土地价格记入，它完全可以在2-3年将债务清零。如果它定位于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只投资而不控股，不管国有、民营，还是外资企业，只要有市场、有前景、有回报，它都可以投。
重庆地产集团也是如此，总资产900亿元，背负500亿元的债务，有400亿元的净资产，拥有15万亩土地储备，以后可能还是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公司。这样的投资公司，表面看它是独资，但投出来的结果全是混合的。如果有一个好的经营者，还可以实现国有资本比较高额的保值增值，像新加坡的淡马锡公司，近10年来的平均资本收益率有15%，6-7年的时间所有者权益就可以翻一倍。这样，就会对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形成强大的集聚效应，从而实现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大发展。
第三种“混”法，有的企业一时还没有达到上市条件，可以先搞股份制，在保持国有控股的同时，把部分股权转给民营、社保基金、保险基金、私募，甚至是外资。总之，通过股权转让，形成多元化的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种“混”法，可以把转让掉的一部分股权所获得的国有资本，搞一批国资委直接控制的产业投资母基金，管理团队由国资委通过市场化方式选择组织，投资方向由发改委、经信委等部门指导。母基金不直接投到产业中去，而按一定比例和各种社会资本的私募基金混合成立子基金。
第五种“混”法，在政府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类一些市场信号逐渐活跃起来的领域，要推动公共产品价格逐步实现市场化，为非公经济的进入创造条件，实现混合发展。即改善它的边界条件，使非公经济进入后不至于亏损。《财经国家周刊》：混合后，国资委的角色会发生变化吗？
黄奇帆：如果“五混”做好了，5-10年后，目前重庆40来个国企集团会调整到30个左右，有20多个国企集团整体上市，两个国有独资的投资公司，还有几个国有独资的产业母基金。
真正整体上市以后，国资委作为20多个上市公司的股权持有者，以股东身份，在董事会中发挥作用。同时这个公司是按照上市公司的管理模式来进行管理，国资委当然不宜再采取目前这种管理模式。
当然，这涉及两个调整：一个是法律上，我国规定政府不能直接持有股权，可以借鉴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的经验，新加坡财政部对其拥有100%的股权；二是官员的心态要调整，要懂得在董事会里代表国有股权发表意见，而不是直接管资产、管经营。
激活市场信号
《财经国家周刊》：在外界的印象中，相对民资而言，重庆国资很强大，有著名的“八大投”。
黄奇帆：我从来没有帮国企垄断的意识，一件事情如果民营、外资也能干，我不会就要国资专享独干。那为什么还有“八大投”呢？而且是国有独资形式呢？一个领域能否开放，不仅是观念上、道德上是不是愿意开放，更重要是市场价格、资源配置方式是不是到了完全市场化的水平。
我的观念是，市场信号不足的领域，重庆通过国有企业先投先试，组建“八大投”是必要的，它绝不是要搞垄断，不肯将蛋糕分配给非公经济，而是市场信号没到位，非公经济暂时又不愿干，但事情又需要干，就只能时间换空间，政府通过平台公司举债，把事情做起来。
像高速公路，在东部沿海地区可能是“印钞机”，因为造价低车流大，投资后能够很快形成回报。10年前，东部沿海地区每公里高速路的造价是3000万元，重庆是7000万元，因为隧道桥梁占了60%。现在沿海是6700万元，重庆是1亿元，车流量又只有沿海地区的一半。
我们规划一条高速路，如果当初民营资本愿意投，我当然乐见其成，肯定同意，但造价高，初始车流量又小，民营都不敢进入。搞基础设施，政府又不能不作为，所以重庆市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发司”）几年时间投资1800亿元，建了2000多公里高速路，今明两年再建600公里。
《财经国家周刊》：你多次提到市场信号，怎么判断这个信号出现？
黄奇帆：还是以高速路为例，一般是路建成运转3年后，车流量增多，市场信号有了。重庆汽车保有量以每年17万辆的速度上升，目前每年收费可到100多亿元，高发司的总效益就出来了。社会资本开始能清楚看到投资收益，它就愿意进来。我想，以前高发司是把某个项目拿出来与非公经济合作，今后可以考虑把集团的部分股权卖掉，或是引进战略投资者。
再举一个例子，早在2002年，重庆水务集团与法国苏伊士集团合资，成立重庆中法供水有限公司，发展成为水务专业公司中的一流公司，目前已在中国A股上市，达到如此大规模的，也独重庆水务一家。
为什么能这样？是因为政府通过努力，改善边界条件，激活了市场信号，非公资本才愿意进入。我们推动了重庆污水处理价格收费的市场化，让企业不能赚暴利，但至少要让企业能活，就有一个定价机制改革的配套。2005年，每吨污水处理成本是1.3元，当时收居民的处理费每吨只有0.2元，谁干谁亏，后来处污费两年调整一次，政府补贴从最初的0.8元降到0.4元，现在几乎不用补，差不多平衡了。
所谓开放公共服务市场，有时候做不成，非不为也，是不能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