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文革前的事情。而对于此后“文革”期间没有腐败的说法，也有学者提出了发对意见。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认为，腐败源于权力的不受监督和约束。在“文革”时期，造反派夺得了权力后，这权力就更不被监督和约束了。现在这种规模的腐败，在“文革”时期当然不可能普遍。这首先是因为“文革”时期整个社会在物质上都是极其匮乏的。判断腐败严重的程度，主要不是看官员受贿的绝对数额有多大，或者说，主要不是看权钱交易的绝对“交易额”如何，而要看社会普遍的物质生活状况与受贿金额、与权钱交易的“交易额”是一种怎样的比例。
“文革”期间，王彬彬生活在最底层的乡村。他回忆说，至今仍然忘不了的，是“文革”后期一位公社副书记对他父亲说过的一番话。他说：“要办事情，就要学会送东西。送他东西，难道是在疼他?还不是在疼自己!”
在农村，那时候，县以下是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政权”。农民们每天面对的是生产队的队长。队长，在那时候的农村，是有着极大权威的。生产队的一切事情，都由他说了算。一个本来还算老实本分的人，当起了队长、掌握了统御全队的绝对权力，就会变得骄横起来。任何一家来了客人，都要请队长陪客;甚至家里有了匠人，也要请队长作陪。来了客人，家里有了匠人，桌上的菜当然要好一些。所谓请队长来“陪”，当然是请他来享用这自己也舍不得动筷的好菜。
从“吃请”的队长角度说，以这种方式受贿，作为回报，不是要为对方做什么，而只需不对对方做什么：不在集体干活时对对方家的人鸡蛋里找骨头，不在派工时刻意为难折磨对方家的人，不在对方的孩子和女人身上动粗……行贿而仅仅是为了避祸，这可以称之为防御性行贿。这种防御性行贿，在今天也仍然存在，但在“文革”期间却普遍得多。
其实有许多文学作品，不同程度地揭示过“文革”期间的腐败。1979年问世的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揭露的“文革”期间的腐败现象：王守信，一个县燃料公司的经理兼支部书记，从1971年11月到1978年6月，贪污了五十余万元。那时候，月薪五十几元，就是高工资了。五十余万元，也相当于今日的数千万元吧?贪污来的钱，王守信并没有都落入自家腰包，相当一部分用于向上级部门行贿。王守信利用权和钱，编织了一张腐败之网。这也说明，腐败，在那个时候，也是很普遍的现象。
而进入改革开放后，曾担任广东省海丰县委书记的王仲，是第一个因贪污腐败被枪毙的县委书记，其腐败行为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因此，王仲案亦被称为“改革开放第一案”。
王仲1976年任广东省海丰县委副书记、书记、县革委会主任。海丰县与港澳海上交通方便，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施行，同港澳的联系日益频繁，从港澳回乡探亲和申请去港澳的人也越来越多。1979年秋，当地一位广播员，给王家送了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因此他赴港探亲报告提早获批;不久，海丰县教师送给王仲一台彩电和收录机，该教师一家5口去港的要求亦顺利获批。
1979年下半年至1981年8月，王仲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的总金额达6.9万元，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1983年1月17日，在汕头市人民广场举行的审判大会上，王仲被依法判处死刑。
所以或可以这么说吧，用怀念过去来寄托反腐的情绪是不靠谱的。反腐不能靠人，只能靠严格的制度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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