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识局小分队
据《环球时报》近日报道，德国财经网1月15日说，随着中国春节临近，中国的反腐运动也达到新高度。法国《费加罗报》甚至预测，中国高层可能正酝酿更大规模、更高级别的反腐整肃。
《环球时报》的这则报道让不少敏感人士嗅出了一丝信号。而更早几日，中纪委“高调的会议”已经就吹响了2014年中国反腐行动的“集结号”。
事实上，就在习大大发誓反腐的当天，媒体报道出一名军方前官员的家被搜查的消息。同日，四川省政协委员、有“潜在水底的真正富豪”之称的汉龙董事长刘汉因涉嫌犯罪被撤销委员资格。
而在此前一年甚至倒退十几年、几十年，中国因腐败落马的官员不胜枚举，不少民众也开始感怀改革开放前干部的廉洁作风和社会正气。
有历史学家也指出，改革开放前的时代，“没多少腐败”恐怕这只是某些人对那段历史的某种一厢情愿的解读罢了。事实上，贪污腐败不是改革开放后才有,在建国初期就已具有一定普遍性了。
这也直接引发了当时高层关于“打老虎”的指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那个时代，打下的“老虎”，有真“老虎”，也有含冤的“老虎”。
东北是最先巩固的地区，刚刚走上领导岗位的一些干部，在物质和金钱的诱惑下，一些人开始纷纷败下阵来。1949年，在沈阳市就有3629人 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的赃款竟达5亿人民币(指旧币。1955年3月1日发行新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同时，新政权中依然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官僚衙门的习气也十分盛行。自1949至1951年，因贪污而受处分者的人数，一直上升，没有下降的迹象。
东北局书记高岗最先看出东北存在着的严重的腐败现象。1951年8月31日，他在东北局的党员干部会议上极有针对性地作了《反对贪污、反对官僚主义》 的讲话。不久，东北局又正式作出《关于开展反对贪污蜕化倾向，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规定》。高岗还在东北局党员干部会议上做报告，第一次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概念。
毛泽东通过阅读高岗的报告，敏锐地觉察到东北问题，对于全国既具有典型性，更含有普遍性。1951年11月20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全国各地的电报时指示：
“兹将高岗同志于本年11月1日所作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紧接着，《人民日报》依据毛泽东的意见，发表《向贪污行为作坚决斗争》的社论，公开提出：“全国各地都应该迅速行动起来，展开一个坚决反对贪污的斗争，来彻底消灭一切贪污现象。”
这时，各地反映党干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报告，一份接一份地呈送到中央。毛泽东已坚定地认为这场斗争，决不是局部的区域性的斗争，而是“需要来一次大清理”，而在阅读了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二书记刘澜涛的报告后，他的心情更是难以平静，报告中列举的河北省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前任书记刘青山严重贪污犯罪的事实，触目惊心。刘青山、张子善利用职权先后动用全专区地方粮折款25亿元，从修潮白河民工供应站苛剥获利22亿元，贪污修飞机场节余款和群众房地补价款45亿元，向银行骗取贷款40亿元。总计贪污挪用公款 200亿元以上(均为旧币)。他们还勾结私商，用公款倒卖大批钢铁，中饱私囊，使国家蒙受极大的经济损失。
刘青山、张子善的事情揭露后，河北省公安厅依法逮捕了他们。毛泽东完全同意对刘青山、张子善的逮捕法办，并指示《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他还及时将薄一波、刘澜涛的报告批转全国，并在批语中说：“华北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没过多久，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正式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