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毛泽东在《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的电报中，提请全党全军全国注意，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得出“老虎”的估计数字，有方向地去“打虎”。第二天，他又指示：每个省、每个城市及大军区单位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大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了败仗。
从1952年1月中旬开始，“三反”运动进入“打虎”阶段。所谓“老虎”是当时对贪污犯的通称。当时给“大老虎”定了六条标准：个人贪污1亿元以上者;贪污不满1亿元，但对国家经济造成很大损失者;满1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的组织者，主谋者;贪污5000万元以上且性质严重，如克扣救济粮，侵吞抗美援朝款者;坐探分子与私商勾结盗窃经济情报或利用职务自肥使国家损失在1亿元以上者;全国解放时隐瞒各级国家财产或官僚资本未报，价值在1亿元以上者等。
2月4日，毛泽东又在《关于限期向中央报告“打虎”预算和县区乡开展“三反”运动》的电报中，指出：“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预算的，限于电到三日内做出此项预算，报告中央。并须准备随时自动追加预算，随时报告中央。”如此严
厉督责，全国的“打虎”斗争，这才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了。
毛泽东认为，凡属管理钱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即大老虎，斗争的注意力当然要引向这些部门。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那些用钱不 多的机关，如宣传、教育机关和民众团体，就没有大老虎，持有这种认识的人，是糊涂的。他的意见已是十分明确，打虎斗争包括所有领域和单位，没有任何单位可以例外。
志愿军十九兵团党委在送呈的报告上说：“一般财经管理干部中，有些单位暴露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贪污，有的单位甚至达到百分之百”。似乎“洪洞县里无好人”了，这样不切实际的估计，当然是夸大其辞的。不过，当时高层似乎还肯定了这一报告。
华北军区在运动中组织“打虎基干队”，专案专人，包查包打，把打“虎”专业化，在5天的时间内就查出大小老虎288只，其中大老虎12只，中老虎18 只(五千万元以上)。他们的贪污款额总计为65亿。华北军区在送呈的报告中称，这些只是初步的材料，估计“将来挤干净时，有些小老虎必是中老虎，有些中老虎必是大老虎”，并且断言：“有一批大老虎尚未捉到”，仍要组织力量，突击追查。当时高层对华北军区的做法，予以肯定，立即批示全国学习其经验：“华北军区过去成绩甚微，经过严词督责，最近五天突飞猛进，捉虎甚多，令人振奋。打虎要有一套战术，凡已普遍展开的，就要迅速总结经验，组织专门打虎部队，向大小老虎突击”。于是，全国的大小单位都成立了“打虎队”，由那些积极性极高的队员们专门负责搜寻、清查、批判“老虎”。
河北省香河县9个村的初步调查显示，有贪污行为的村干部占33%，9个支书中7个贪污，9个村长8个贪污，其中1个村干部贪污公粮一万斤以上，已够上小老虎。毛泽东抓住这一事例，再次把打“虎”斗争引向高潮，他说：“凡说乡村干部中没有或很少贪污的，凡说乡村中虽有贪污但是没有老虎(当然不是说每乡都一定有老虎)，应即以香河县的证据驳倒他。”这时，毛泽东的“打虎”信心更足了，立即向全国党政军党委发出《关于限期向中央报告“打虎”预算和县区乡开展 “三反”运动》的电报：
在全国性的“打虎”斗争中，由于定预算“指标”，过分强调“打虎”实绩，自然使各单位争当先进，惟恐落后而受批评。如此相互攀比，你追我赶，也就免不了逼供，于是，“小老虎”被打成“中老虎”、“大老虎”，甚至造出了许多假“老虎”，无形中伤害了好人，运动明显地出现了偏差。
“三反”运动已进入后期定案阶段，毛泽东尤为重视落实政策，纠正运动中的错案，指示：“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是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
1952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结束“三反”运动的报告》，经审理，最后共有9942人判处有期徒刑，67人判处无期徒刑，9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42人判处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