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到20世纪中期，这一源远流长的治理模式被人为毁弃，中国社会出现返祖现象，出现集中计划体制。国家权力直接并全面地统治每个人。这实际上是“新秦制”。
但现代技术也不能解决秦制所面临的无法克服的内在问题。政府单一中心的统治、管理模式，是无法在超大规模共同体中正常运作的。因此，新秦制很快就陷入困境，崩溃，而有了社会的自发恢复，由此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政府开始逐渐承认社会。一路发展，而有了三中全会的表述。“国家治理体系”必定同时包括政府和社会，“创新社会治理”段落中专门论述“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此前的用词一直是创新社会“管理”，管理的主体通常是政府。社会治理则有社会自我治理之内涵，自治的社会组织在政治观念中获得了比较充分的正当性。
执政党采用这个理念，实际上是重新接续中国悠久的多中心治理传统。在严重偏离了中国治道之后，中国政制现在终于再上正轨。中国要建立有效而健全的社会治理模式，当然应当学习、引进西方理念、技术，但绝不应当忽视中国自身的政治智慧。相反，中国政制必须立足于中国治道。事实上，儒家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并在两千多年中实施的多中心治理之道，对于人类也具有普遍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