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只有“中国道路”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总结长期探索所积累的经验，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深刻地认识到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规律，在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对这一论断形成了一系列科学观点，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目前，学界关于中国道路问题的讨论前提比较一致，大多认为中国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如秦晓所说的：“首先，中国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和普遍性尚需实践和历史的进一步验证；其次，从本质上讲中国仍处于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每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之路都会有自己的特征和元素，这是由它的文化历史传统及外部环境约束决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选择可以背离现代社会的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还是称‘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更为准确。”(44)
(一)国外视域下的“中国道路”论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指出，邓小平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避免了社会主义被撤出历史舞台的危险，提出了用社会主义来代替自由派的“历史末日”的模式，它既保持了继承性，又总结了全球化条件下进行政治改革和开放的新经验。(45)
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曹天予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要指市场经济向西方开放，以与传统的以计划经济和与西方对抗为标志的社会主义相区别。这样，在理论上如何理解、在实践中如何评价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就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46)
法国《欧洲时报》刊载《改革是“中国道路”的精髓》一文指出，回顾中国30多年来各阶段的成长历史就会知道，没有不改革的中国道路，也没有无旗帜无路线的改革。中国道路的精髓就是改革。中国的改革从未停止过，也因此形成了“中国道路”。(47)
埃及前驻华大使马哈茂德·阿拉姆指出，中国道路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小规模试验，成功后再向全国推广”的试点制。国外的先进经验在中国的应用往往从特区开始，成功之后再向其他地区推广，如此摸索出—个本土化、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式。中国道路的第二点经验是“集中决策但不集中实施”。负责“非集中实施”的地方领导通过具体指标来衡量绩效，包括吸引资金、创造就业、开发区域内人力资源的能力。这种做法能有效调动地方利用各类资源促进本地发展的积极性。中国道路的第三点经验是不断推动社会的开放与进步。这包括重视教育和加强与外界的交流，吸收全球化的理念，并且在开放的同时保持自有的特质。(48)
(二)国内视域下的“中国道路”论
何为“中国道路”呢？朱炳元、史春燕认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或中国道路，就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亿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而又成功的实践。它包括了在这一过程中走过的道路、形成的理论和总结出的基本经验。中国道路的产生，证明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多元化。(49)
唐洲雁指出，我所理解的“中国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复兴之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艰辛探索的现代化强国之路，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陈扬勇理解的“中国道路”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认为，在坚持这条道路的同时，不同的历史阶段，又根据新的实践要求增添了新的内容。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不断发展之路。
李其庆指出，“中国道路”有其历史必然性、特殊性和普遍性。其中特殊性和普遍性是社会历史和文化特点以及国情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模式”是不可复制的。因此，我不赞同“北京共识”的提法。但是并不排除中国道路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构成要素具有普遍的性质。
张宁指出，“中国道路”是中国人从自己的国情、所处的时代条件出发选择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有一些别国可以借鉴的东西，如这条道路的核心是绝不照搬别人和前人的经验，而是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走一条符合实际的发展道路。但这条道路本身以及它的一些具体做法是不可以在其他国家原样复制的。
署名郑青原的《人民日报》评论文章肯定了中国道路，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探索出了一条生机勃勃的现代化之路，“中国道路”丰富了世界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也激发了中外学界关于制度的丰富想象。
